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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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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的追思（1）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仅阴雨而且刮风。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订做这个骨灰盒时，大理石厂的领导得知是为冠华做的，破例为他特殊加工赶制。工人们听说后自愿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车间主任说：“你不必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乔部长，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最后付款时，工厂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钱，厂长说：“这一点金箔是我们大理石厂全体工人对乔冠华同志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为国增光，人民会记住他的。”当时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几年来，这样动人的事一再涌现在我所到之处。感触之余，我更理解冠华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似乎一切都已结束。所有的矛盾随着冠华的化为缕缕青烟似乎也画上了休止号。当我一周后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时，除了陪伴冠华到最后的司机张凤午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当老张对此表示愤慨时，我不过凄清地一笑，我说：“大概这就是世态炎凉吧！”

我当时离开北京是因为心力交瘁，也因为这院子引起的种种怀念使我神经几近崩溃。我去上海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也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我要回到黄浦江畔去追思那过去的岁月，寻找我后半生的起点。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阴又冷。我无数次在蒙蒙细雨中、凄苦的寒风中徘徊在外滩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我和冠华共同生活的短暂十年。

二、相识相知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