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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要么是扬名疆场、保家卫国的勇士，要么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他们是一群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通常拥有藐视一切的能力，有傲视群雄的气势，普通人对他们不但敬畏，而且难以捉摸。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为善、行善，必须有义和勇的品行，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被称为英雄。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汉末英雄记》里所载的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称为英雄。他们有的身上有善也有恶、甚至恶比善多，他们有的知名度一般、更没有特别突出的“英雄事迹”，还有的仅为文士、文官，没有上过沙场也没有行侠仗义。但王粲把他们统统写进《汉末英雄记》里，因为在王粲的英雄观里，不以贵贱论人，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既看中大英雄、大豪杰，也关照小人物、小细节，他所谓的“英雄”，其实就是汉末各类精英的总和，是各种人才的统称，只要他们能因时而动，无论凭体力还是智力，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在历史上留下过自己的一页，王粲都用笔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这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精神一脉相承，是汉末时代精神向务实、通脱演变的一种体现。

一部被忽视但有特殊贡献的史书

王粲有博学强记的天赋和家学渊源的优势，他善于属文，又亲身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长期在曹操身边任职，与曹丕、曹植等人关系融洽，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汉末英雄记》的与众不同。这部史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不仅有较强的可信度，而且经过王粲的精心加工，艺术水平和可读性也较一般史书更强。

《汉末英雄记》最晚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时曹操还在世。这部书写成六十多年后，陈寿才开始撰写《三国志》，又过了一百六十多年范晔才开始撰写《后汉书》。《汉末英雄记》如今只剩五分之一，仅用这些散篇与上述两部史书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直接引用、移植有时甚至照抄《汉末英雄记》的地方就有很多，如果《汉末英雄记》全部保存下来，我们会发现《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还有更多事件出于《汉末英雄记》。

这是王粲对史学的巨大贡献。王粲写史，可能一半出于自身爱好，一半出于对老师蔡邕遗志的继承。蔡邕临死前立志写一部本朝的史书，但未能如愿，想必他早就开始搜集资料做准备，后来这些东西到了王粲手中，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他要写一部史书，但王粲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个激情如火的诗人，也是曹魏事业的支持者和讴歌者，他不愿意按照《史记》和《汉书》已经形成的书写模式写历史，他写得比较随意，在对历史的书写中尽情挥洒自己的性情，著就一部别具一格的历史篇章。

《汉末英雄记》得以在后世流传，说明曹操、曹丕这些当事人极可能看过这部书稿，这部书没有因为妄言、诽谤而被禁，说明曹操、曹丕对其中的事件、情节以及评论有过首肯，是经过当事人审查的“口述实录”，这一点就更难能可贵了，这也是更值得我们细细推敲、慢慢品读的地方，从中我们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可惜的是，这部书的大部分已经看不到了，剩下约五分之一的文字也支离破碎，就像一件被打碎的精美瓷器，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其碎片被流沙吹散，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很难关联的瓷片。但是，从这些碎片里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她的神采、她的美妙，为了更好地欣赏她、还原她，有必要进行一番大的修复，从同时代其他作品里撷取素材，对接、拼装和修补，让她重新焕发风采。

这就是我解读《汉末英雄记》的初衷。本书参考了《说郛三种》辑本、《广汉魏丛书》辑本、《续修四库全书》中《黄氏逸书考》辑本以及中华书局版《王粲集》辑本，为便于解读，对残文按时间顺序进行了重新调整，特此说明。

南门太守2010年5月于北京

壹　由“带头大哥”到“漂亮的草包”

袁绍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了让人羡慕不已的天生优势，袁家政治资源丰厚，可以保证他仕途一帆风顺。而袁绍又生得仪表不凡，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成为“带头大哥”。然而，袁绍不愿意再走父辈们走过的路，尽管这条路风光无限，他清醒地看到天下正在发生变化，为此他开始了精心准备。但是，过早成名和过于顺利的政治道路也造就了袁绍性格上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他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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