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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利》和写作这些散文诗，是在两个不同时期进行的，这两个时期不但间隔的岁月久远，而且相似之处也不多，诗人在这两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创作目的大相径庭，因而创作的缘起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散文诗创作时，已是70高龄，这位已故的智者使他的读者们大为惊讶。在这种新颖的样式还风靡不衰之时，便早已有人提出批评。虽然较为年轻的诗人们为泰戈尔的散文诗大唱赞歌，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泰戈尔却感觉到了敌意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辩护，于是他便站到了前台，用书信和文章的形式，阐述他采用这种新的创作样式的理由，被他说服的人寥寥无几。在《再次集》导言中，他声称他一直在考虑用散文这种手段，作为诗歌语言的最合适形式，为新时代进行创作并满足时代的需要。诗人这番表白，听起来自相矛盾，当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旨所在。泰戈尔不但让侄儿艾伯宁德拉那特④尝试散文诗创作，而且在高度风格化的《书简集》（《随想集》）中，他自己对散文诗的创作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再次集》是又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似乎是深思熟虑的，其目的是要发现自由诗和格律诗的融合程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诗人的社会意图及其技能，不但要经受严厉的评论，而且还要经受文艺新潮的影响。当然，在泰戈尔沿着自己选定的新的征途上冒险前行之时，并没有受到铺天盖地的咄咄逼人的批评。然而，泰戈尔是“国际性”的，他从各个不同的源泉吸取养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左派思想的趋势，也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各个文艺团体的最新动态。总之，他已决定进行一次飞跃，他发表声明写作书信，为自己进行适当的辩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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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为节选。

②指泰戈尔创作的晚期。——译者注③W．B叶芝，《吉檀迦利》导言。

④对许多人来说，艾伯宁德拉那特的散文风格充满诗意，但不是诗。

⑤这一切后来收在一本叫作《SahityerSwarup》的小书里，大部分文章原本都是写给年轻诗人和批评家的书信。

诗人所处的时代日益混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逐日加深，中产阶级腐朽没落，为这样的时代寻找一种正确的诗歌形式，这个任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泰戈尔是否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都值得怀疑。他时时流露或乞求实现的社会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泰戈尔的立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的想象的最基本的形式，或者说他的风格基调依然如故，诗人与过去的最大或者说唯一的区别，便是他不再愿意使用韵律。为了让自由诗成为诗歌，韵文的必然走向也许在于其自身的自由，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①。泰戈尔自己感悟到（对他来说）摆脱韵律是不够的，诗歌的措词实质上戴了一层“面纱或装饰品”（泰戈尔语），而这一切，散文却可以弃置不用，这样便可拓宽诗歌的领域。上面就理论问题进行了概述，那么实践如何呢？人们可以断言，泰戈尔的散文诗只有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平淡朴素时才是最精美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诗歌的“面纱或装饰品”，并非是轻而易举地从他的风格和手法中消失的。他的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的延伸，这很难断言；他的散文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各种不同手法的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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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S·艾略特：《庞德诗选》导言。又见，“我们越是松动诗歌法则的束缚，那么我们越能够胜利地超越这些法则，……诗人，应当戴着镣铐，优美地起舞。”（爱伦堡）

泰戈尔用这种新的风格写了四本书：《再次集》、《最后的星期集》、《黑牛集》和《叶盘集》。人们对这种尝试毁誉参半，这并不令人惊讶。诗人和读者曾经一度不知道这种尝试仅仅是游戏呢，还是在闲适和精力衰败时写出的副产品，或者是一次严肃认真的创新？模仿者到处涌现，这一现象诗人似乎早有充分的预料①。这些多产的抄袭者们极为勤奋，他们这样做尽管违背了泰戈尔本人的意愿，但他们的勤奋却给散文诗这种新的样式以极大的支持。这种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文学的一种次要形式，说它是次要形式，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杰出的作品屈指可数，当然“有趣的”散文诗样板还是不少的。因此，泰戈尔可以声称他为孟加拉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虽然他自己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也许就这一点而论，他给别人带来的帮助远远胜于自己，当然这种新的风格中的某些因素，依然活跃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不能说泰戈尔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