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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落后的“国民性”，寻求疗治的方法，这是当时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鲁迅远在日本读书时就把探讨“国民性”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因为要救治国人麻木的精神，他才决定弃医从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老舍也是这样的：他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就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性思索的兴趣，在《二马》中他几乎倾注了全力以艺术的对比手法展示了我们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极现象。当时他还只是一般地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观察问题，到了写作《猫城记》时，亡国的危险，摆在每一个爱国者的面前，他痛感民族精神的迟滞而愚钝，这时他就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把振奋民族精神、医治落后“国民性”问题看作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任务了。

但是，老舍并不能解决这个课题。他因而陷于悲观：“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疑为“神”——引者）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好的——就是将死的国中总也有几个好人罢——坏的，全要同归于尽。那几个好的人也许觉出呼吸的紧促，也许已经预备好了绝命书，但是，这几个人的悲吟与那自促死亡的哀乐比起来，好似几个残蝉反抗着狂猛的秋风。”这自然又表现着作家思想上的局限。

在黑暗中徘徊

《猫城记》是一部在内容上充满矛盾的作品，对它采取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适当的。

老舍试图在《猫城记》中概括旧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全部“病象”，然而作家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具备正确分析这些“病象”的能力，加以选取了限制很多的讽刺小说的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处置不当或评断失误的地方。

第一、在探索愚弱的“国民性”形成的时代的社会的根源时，在探索如何改造这种“国民性”的途径上，作品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当他从生活的直感出发，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描述落后的“国民性”的诸种表现时，他是富于机智和智慧的，许多评断锋利而又准确，但是当他进一步思索这种落后的“国民性”何以形成以及如何改造时，他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见不深了。在他看来，人们性格、精神上所以出现了危机，是由于“没有人格，没有知识”，而所以如此，又是由于缺少正确的教育。《猫城记》中对旧教育的批评是尖锐而深刻的。“大家想多发一点财，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点事，是想多造出新而好用的东西，不是想叫人们多知道一些真理。”“学校里有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饭铺”，“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作品中小蝎曾经说过：“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猫国便会变个样子。”“社会黑暗，把社会变白了是谁的责任？办教育的人只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暗的星光，还有什么希望？”这自然是小蝎的主张，但其中也透露着老舍本人的倾向。这自然是肤浅而又未能切中时弊的意见。所以两年之后他在重新检视作品的思想时，曾经遗憾地指出：“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注：《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作家曾试图回答，结果是失败了。

第二、“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讽刺了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是《猫城记》思想内容上严重缺陷之一。作品中以隐喻的方式不正确地描述了“大家夫斯基”、“大家夫斯基哄”以及信仰“马祖大仙”的学生之间的争论。作品的描述，因为采取了隐喻的方式，这就很难准确地反映事实的面貌；评述的任意性，也给评述的内容带来严重损害。我们今天应当具体地分析作家产生这些糊涂认识的主客观原因。首先，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两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先是“立三路线”，以后是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党的群众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左”的指导方针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老舍当时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既未直接参加群众运动，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全局，当然更无从把握革命发展的总趋势、主流、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观感发生错误几乎是必然的。其次，他对于具体问题的观察，也有以偏盖全的错误倾向。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讲的，“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