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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等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我这时刚在中学毕业，迥隔云泥，对他真是羡慕不置！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注：《我与老舍》，《老舍写作生涯》。）

罗常培，即罗莘田，满族人，著名语言学家，老舍少年时的好友，年龄小老舍一岁。他们之间从少年时期结下深厚的友谊，以后虽历尽沧桑，而友情越加深笃。一九五九年，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下“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即不能运笔，泪水涌上眼睛。（注：《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在老舍的青年生活中，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五四”运动对他的深刻影响。据老舍讲，正是他在方家胡同小学校做校长时，“五四”运动发生了。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但他从思想上却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并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方向。他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注：《“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五四”运动给他创造了作家的条件。

首先，“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文学语言”。过去，他学的是封建性的古典文学，散文学桐城派，诗学陆放翁与吴梅村。在新文学运动的激荡下，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过去所学的陈腐的规法，而改用白话写作。这文字的解放，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犹如砸断了束缚着双手的锁铐，他是以狂喜的心情迎接文学革命的。他同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一样，不知道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纸笔。他开始偷偷的用白话写小说，而且字句中间放上新的标点符号，“再有一百吴梅村，也拦不住我去试写新东西！”（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后来这样回忆。他当然也有苦闷。他有许多新奇的感受，觉得“什么地方都是诗”，却又捉摸不到明朗的诗句，迷惘而又伤感。他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却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写得不顺手，就在深夜朗读《离骚》。他还没有跨进文学之门，但已经迈出了步子。

其次，“五四”运动给了他“一个新的心灵”，“一双新眼睛”。“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冲击着老舍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变了。他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这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敢怀疑的至理。然而现在，他“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老人老事”。“五四”运动使他开阔了眼界，拨开了他的心智。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他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他说：“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注：《“五四”给了我什么》。）应该说，他后来不少长篇创作的主题思想，已经从这时就开始酝酿着了。

老舍辞去劝学员的职务之后，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到天津南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兼任初级二年七组的辅导员。他在教课之余，还参加了师生合组的出版委员会，经常出席研究有关学校刊物出版的会议，并审理稿件。这一年，他应校刊编者之约，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发表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署名舍予。小说的内容是写一个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