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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

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否改善谈判的气氛还是另一个问题。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北越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大多数专家劝告我说，美国采取任何一项有力的反措施都会破坏最高级会议。我拒绝了这个劝告，下令轰炸河内和对海防港布雷。这是俄国人能明白的语言，非但没有破坏最高级会议，我确信它促进了他们向前走的愿望。

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会谈中，他讲话时，面前没有字条，身边没有顾问。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讨论任何题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问题时能够超过戴高乐的才干、智慧和不时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们举行巴黎会议之后一个月，在他飞越大西洋吊唁他的朋友和战时盟友艾森豪威尔时，我又见到了他。

艾森豪威尔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们在白宫会见一小时，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

戴高乐再次劝说我采取步骤，尽可能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慌张地撤退，而应该有步骤地和有计划地撤退。他确信，一旦我们结束了这场战争，美国的力量和威信会大大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