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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的扩散，也多与此辈的活动有关。

一般来讲，时调小曲得以广泛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通过酒店茶肆妓院等场所的演唱，像明刊《博平县志》称，当时茶馆酒楼里的助兴歌曲，大多“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即为一证。而唱曲者大多是帮闲型流氓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妓女，如后唐时发迹的苻存审，在陈州当小流氓时，就专在酒楼妓院间唱小曲替顾客“孤老”助兴。《金瓶梅》里，也有不少帮闲如应伯爵之流在妓院里唱小曲的描述，足以想见那些妓女同他们在这方面的“师友”关系。历代轻薄文人的浮艳靡荡之作，每从这些场所汲取素材甚或照搬，更说明流氓文化的影响所及，还不止于民间。

时调小曲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曲艺演唱。在城市，以勾栏瓦子等固定的表演场合作载体，在乡村则取“社戏”、“庙戏”、“草台戏”等形式。前者主要表现为淫词俚曲对勾栏瓦子的影响，或称双向性的交流。此前举过《水浒传》里蓟州群少编唱小调嘲谑和尚通奸的例子。照该书称，“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书会”，就是说唱艺人的协会性组织，这便是瓦舍曲艺在时调启动下丰富自身的生动例证。至于“社戏”、“庙戏”、“草台戏”之类，因为历来迎神赛会等活动多被地痞流氓所控制或由其主持，当然更加是淫词俚曲迅速而广泛地向民众扩散的主要途径。熟悉一点戏曲发展史的读者都知道，众多地方戏曲都经过“讲唱”即曲艺阶段的孕育而形成雏型，这种能够为村夫俗子所理解和接受的“讲唱”，包括其曲调声腔，自然不会是已登大雅的《满江红》《雨霖铃》之类，可以说基本上是时调小曲的搬用与协调，艺人的改造又在下一步。依然是读者所熟悉的《水浒传》，又提供了一个流氓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事例：

据该书第一百零四回介绍：“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段氏兄弟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品调，赚得人山人海价看。”段氏兄弟是什么货色？“那段二、段五，最刁泼的，那妹子段三娘，更是渗濑，人起他个绰号儿，唤他做‘大虫窝’。良家子弟，不知被他诱扎了多少。他恃了膂力，和段二、段五专一在外寻趁厮闹，赚那恶心钱儿。邻近村坊，那一处不怕他的？”那么这伙流氓掏钱搭台接粉头来说唱的目的，可是热心于地方文艺事业？当然不是，“他每接这粉头，专为勾引人来赌博。那一张桌子，不是他圈套里？”这个实情，小说里也有描写，“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这就可以看明白了，地痞流氓接粉头给民众说唱的本意，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着力点在诱赌赚钱上，但这种行为，客观上导致了“说唱诸般品调”影响的扩张。再如清季秦荣光所撰竹枝词云“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亦说明这种伎俩由宋元一直玩弄到近世，且清晰地突出了淫词淫戏自身的传播对社会风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