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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就不会坚持要戴印度头巾；他那么轻蔑地提到招待员正好说明他的狭隘。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三个阶层的人，即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儿女。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已经很多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充当招待员为生。阿布杜拉批评英国式的帽子，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招待员，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事。时至今日，有这种想法的人还很多呢。

大体说来，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是赞成的。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认，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有的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评我的冒昧。

事实上在我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

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第八章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尔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已故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已故已希·罗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从无往来，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关于他们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当我正在这样扩大我的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是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好说话。现在我还不明白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见识见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查一个证人，问他账本子里的许多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觉得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加以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际知识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托里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几封信给那里的弥曼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托里亚有很大的势力。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对我们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混熟了，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法庭以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本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提到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赛感到有点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

“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赛不是一个随便就能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把我们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举动，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你不必操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议来一个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