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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也无识人任贤之眼，凡事敷衍塞责，苟且度日，当然也担当不起击败强敌巩固边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务必然废弛。官多缺员，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给事中、御史按制应有一百五六十员，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无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数职。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真是“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年间，本来已是民贫国穷，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贪婪的明神宗还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遣派豪横太监，分赴各省，开矿收税，大兴“矿税之祸”。这批矿监税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树黄旗，揭圣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致使全国“公私骚然，脂膏殚竭”，“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三百七十六；《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朱翊钧的暴行，激起军民公愤。从东北的辽河平原，到西南的云贵高原，自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由边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变锋火到处燃烧，十余年间，大的“民变”多达数十起。

就全国而言，赋重役烦，国库空虚，军政废弛，兵变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而首当建州其冲的辽东，危机更为严重。要打仗，必须有兵，而且必须有精兵，有得到辽民支持的精兵。但是，此时辽东，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官军原额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实少二万二千人，除老弱病残，“其精壮不过二万有奇”。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残弱，主要在于官将的科派掊克。万历中期，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阅视辽东”以后，上奏极言辽镇元气大损，总的是：

今辽虏患频仍，民生涂炭，权归武弁，利饱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续貂而蠹国。钱粮冒破，行伍空虚，民脂竭于科求，马力疲于私役，法令不行，将不用命，民不见德，远迩离心。《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二十八，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他还具体地叙述了官将勒索士卒的详细情节：

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即如镇静之夷马，开原之貉皮，清河、抚顺、宽奠、阳之人参皮张松果等类，无论其把持夷市，压买商贾，而牧放夷马，治料参斤，以至搬运百货，约用军士不止千名也。其采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军，昼夜皆居塞外。烧炒铁斤，而宽奠等城之军，终岁不得宁家。盖州之布帛，长奠之金银，海州之海参……如此之类，难以枚举，凡可谋利生财，无非军士取办，其包赔之苦，服役之劳，盖万万不可言也。如春发银五钱，秋收参一斤。（笔者按，人参一斤，市价为十两银左右。）春发银一厘或一卵，夏索鸡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类，势给各军，而厚收其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段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夫辽左之军，惟家丁选锋月粮一两二钱耳，更叠科克，所余几何。逼之以不得不从之威，而挟之以不敢不扣之势，何怪乎营军之家十九之为悬罄也。既疲其力，又夺其财，则安望其出死力抗强虏哉。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既是弱军，难御强敌，又是暴军，鱼肉人民。侯先春尖锐指出：

大将军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返，岁以为常。每丁军阶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刀悬门，人皆丧魄。且领卒将官，尽是婪秽之辈，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导之，被害者安所控诉乎。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　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盖深苦之也。侯先春：　《安边二十四议疏》。

第四节萨尔浒之战（3）

辽东本已民穷财尽，兵戈时起，又加上矿税太监高淮的骄横跋扈，掊克万端，更闹得天怒人怨，难以聊生。高淮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辽东，至三十六年（1608）被辽东军民赶走，祸害辽民十年。他带领家丁数百，“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复、海、盖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