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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为帝效劳，查捕汉人盗贼。辽东巡抚命令努尔哈赤，将窃取牛马逃入女真地区的汉人盗贼押送归还，努尔哈赤既乘机表功，列举万历三十六年查获两名汉人盗贼，送往抚顺之事，说明自己确是信守誓言，忠于明帝，又保证要继续侦察，一有所知，立即照样擒捉押解。

努尔哈赤对明朝官员的如此尊崇，美词相奉，婉言申辩，力称忠于明帝，遵守国法，无盗贼之心，无抢劫之行，这样当然会对明臣施加强大的影响，容易被他说服，被他麻痹，从而下不了征剿建州的决心，延缓了兴师问罪的期限，为努尔哈赤加快统一女真的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　伐木之争

努尔哈赤虽然竭力避免与明朝过早对抗，公开交战，尽量缓和摩擦，甚至不惜甘言厚币，讨好辽东官将，委曲求全，但矛盾并未消除，危机仍然潜存，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伐木之争事件，险些诉诸兵端，干戈相见。六月，明清河游击冯有功，遣人出边，进入建州采伐木材，努尔哈赤派兵劫杀，双方发生争执。《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六月，闻边境汉人皆越境侵入女真地方。汗曰：　每年越边刨银采参，搜寻松子、蘑菇、木耳，扰害者甚多，为杜绝混扰，立碑宰白马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经常潜越帝境，我等杀之亦无罪矣。遂遣达尔汉辖，将越边之汉人杀之，约五十余人。嗣后，闻新任巡抚至广宁，遣刚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明国捕刚古里、方言纳及其他九人，以铁索系之，遣人来告曰：　若我等之人出边，尔擒捕解还，何得杀之。英明汗曰：　昔碑誓曰：　若见出帝境之人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不顾其言而如此强为之说。明人不从曰：　尔等将为首之达尔汉辖执来，我杀之，不然，事将扩大。以言挟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从。明人曰：　此事已闻于上，不得隐矣。尔将有罪之人献之，持至吾边上，斩以示众，此事即了结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将潜往叶赫因而捕置狱中之十一人。解至边上杀之，明国乃释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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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3）

《明神宗实录》也载录了这件事：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辽东巡按御史提问清河游击冯有功，责其启边衅之罪也。初清河与奴酋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有功以协营采木孤山堡，葺军丁房，遂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奴酋瞰知，邀杀四十余人，辽东督抚移文诘责之，奴酋悔罪认罚，献生事部夷十人，袅斩汉境上。至是，督抚诸臣以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启衅，当正其罪，上是之。

另，书又载：

先是，清河游击冯有功，遣军出边，深入夷地，采取木植，为奴贼部夷所觉，先伏贼众三百余人于林莽，以十余贼要挟财物，我众不与之，群贼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张通者得脱走入报。巡抚李维翰檄令奴酋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奴贼遵谕，缚献生事部夷打喇汉等十名，及罚处牛马，悔罪罚伏。

明满双方记载，有所差异，都讲有利于己的话，建州尽量删去与明交涉时的卑顺情节，《明实录》则炫耀天朝神威，贱视“东夷”。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两者还是大体一致的。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此次纠纷，由在明方。为了减少边境争执，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曾与明副将吴希汉、抚顺王备御商议决定，立誓为盟，于沿边立碑，刻誓辞于碑上说：“无论汉人与女真，若窃越帝境，见之即杀越境者。”这次，明清河游击冯有功违背誓言遣派军丁，潜入女真地区采伐木植，完全是不合法的，为利忘誓，侵犯了女真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惩罚。努尔哈赤依据碑誓，劫杀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为，是有理的，并非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倚势逼人，欺压建州。尽管明朝自知理屈，却硬要维护“天皇帝”的威严，强词夺理，威逼“东夷”。巡抚李维翰，摆着上司的架子，“移文诘责”，檄令努尔哈赤献送“生事部夷”达尔汉辖，要行“正法”，否则，“事将扩大”。这个要求，实无道理，十分专横。明明是自己边将违誓胡来，并非女真无理拦劫，杀人夺财，怎么会是建州“生事”？怎么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指名要斩杀达尔汉辖？达尔汉辖是扈尔汉，是清初开国元勋，是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养子，这样一个后金屈指可数的高级将官，怎能随便缚送听明屠杀！而且，此次交锋，并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