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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出我已经很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

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瞑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惟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的父母，他们对你的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的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年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40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四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赃物，害怕你随时可能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家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地点。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暄，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

“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这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的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