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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前功尽弃也。父爱的难于体会，就因为这是一种羞于表露的情感。母亲一天到晚对孩子亲亲拍拍，哄得孩子都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而父亲藏在不苟言笑的表情甚至是打骂中的那份厚爱，有多少人子能够察知呢？

当我们父子严肃紧张地对峙时，我虎着脸，心里说：“你小子牛气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你么？连你的母亲也不知道，是我，是这个每年打你七八次的父亲，一边读博士，一边亲手给你洗过六千块尿布！在这个世界上，我只为你臭小子一个人，这么干过。”

父亲的胸怀（3）

昨天夜里，我隔海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他哼哼哈哈地跟我说了几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这当爹的很高兴，男子汉就是要感情不外露，不要动不动想念啊、孤独啊、我爱你呀，把好好的汉语都糟蹋了。男子汉遇事要反求诸己，当儿子的要自强，当父亲的要宽厚。日本侵略中国不对，但自强不息这一点，还是得了中国的真传的。当年日本发觉自己诸事不行后，并没有满世界嚷嚷我痛苦啊、中国害了我啊、朝鲜越南马来亚都不是好东西啊，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啊。日本迅速走出了不知羞耻的童年期，用自立门户的办法赢得了一个强国的席位。当然在儿子自立门户的过程中，作为父亲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借用古人的话说：日本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儿子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孙子而复哀儿子也。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怪圈呢？我想，既然人都是要长大的，也许从小就学习父亲的胸怀，从小就不要把自己定位成“儿子”，会有助于我们修养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自然的人，一个心里充满阳光的人吧。

我们学习韩国的什么？（1）

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热情和气度，其实一点不输给日本人，只是有时候学得不对路而已。我们不但学习欧美苏、日韩澳，连对以色列、伊拉克、乌拉圭、肯尼亚，都是以沧海不捐细流的心态，随时准备取经求宝的。例如近年来在“韩流”冲击下吧，我们就不但要向韩国学习当面点头哈腰背后下毒放箭的儒教，而且还要向韩国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了。

12月13日夜间，我搬出一摞书来，应张帆教授之托，帮他考证一个年号。他的朋友近日收得一尊韩国铜佛，上书“延嘉七年”，非汉非蒙非满，不知何谓也。我弄到半夜，终于考证出，“延嘉”乃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国的年号，相当于南北朝梁朝的中叶，延嘉元年为公元531年，即梁朝“中大通”三年，亦即北魏的“普泰”元年和当年改元的“中兴”元年。如此，韩国的“延嘉七年”所制的铜佛像，其年应为公元537年，即梁朝“大同”三年，东魏的“天平”四年，西魏的“大统”三年。因为此前中国学者和韩国学者都不熟悉古代朝鲜半岛政权的年号情况，所以多数人搞不清楚这个“延嘉”是怎么回事。韩国学者则欣喜地以此为证据，认为古代的韩国，就是跟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主权国家”了。

我任教韩国时，曾在旧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史记原文》，讲的是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今天的韩国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了，因为都是用汉语古文写的，所以叫做“原文”。我在韩国时，从本纪、年表，到杂志、列传，细细研读了一遍，因此到处向韩国朋友炫耀韩国历史掌故，使得他们有的更喜欢我，有的则开始冷淡我。今天反省一下，是我做得不对，弄斧走错门啦。

参考这本书的年表以及中国史书，知道梁朝的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高句丽的安臧王薨，其弟安原王宝延即位，是为安原王的“元年”。但是韩国古代的史书没有写明他们的年号，因为一般情况下，韩国古代使用中国中央政权的年号，如新罗在唐高宗永徽元年“始行中国正朔”。后期的高丽和朝鲜更是直接奉中国年号。韩国古代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要经过中国朝廷册封，必须向中央政权朝贡。今天的韩国学者和导游故意含糊这一点，称韩国“皇帝”、“皇宫”、“皇后”云云，都是歪曲历史的。中国皇帝对韩国国王自称“朕”，双方是君臣关系，如隋高祖赐书责备高句丽的平原王，说他“虽称藩附，诚节未尽”，还说只要改正错误，“即是朕之良臣”，“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这是韩国古代学者写得明明白白而现在的学者想极力抹煞的。

韩国古代一般一个国王使用一个年号，中途改元比较少见。而且史书中写得模糊，仿佛两套年号一明一暗似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朝贡心态”。即以高句丽来说吧，所有的本纪中都没有标列年号，就是一个王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