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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苏联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国代表团是为了共同缔造一个充满和平、友爱、繁荣、进步的社会和人类共同的和平来到你们伟大的苏联，为了我们中苏两国人民的长治久安，为了国际**事业的蓬勃发展，同志们，让我们共同的努力吧“

毛岸英的讲话引起了在场人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人们看到了中苏两国新的希望

李大为等中国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代表团一行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米高扬，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安德罗波夫，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柯西金等陪同下，前往他们下榻的克里姆林宫。

整个车队沿着八车道的列宁斯基大道向市中心驶去，前面警卫车开道，沿途的警察进行着交通疏导。长长的车队通过内环路，驶上迪米特洛夫大街，穿过莫斯科河，通过了克里姆林宫布洛维特斯基大门，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中苏这场战争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大规模局部战争的特点。是一种高强度、消耗大、持续时间短的局部战争，就是想打个十年八年的谁也打不起，打不动。接下来就是双方根据战场上的格局和战争对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在交战双方中进行斡旋，使自己在战争中的利益不受损害，谋求双方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

而军事冲突的双方不管输赢，都要消耗大量资源，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所以双方也只能采取又打有拉，又打又谈，大棒子、胡萝卜交替使用的办法去寻求新的平衡点。

中苏战争也使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削弱苏联的势力使之无法形成象后世七、八十年代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到处推行“有限主权论”扩张之势。这是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但也不能彻底的搞垮苏联，彻底的搞垮苏联也是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那样会把美国从欧洲的防务中解放出来，缺乏了苏联这个敌人的牵制力量，腾出手来和中国进行对抗。

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的确是个难度极大的活，毕竟置身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之中，每个人、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大历史中身不由己的客体。都无法把控全局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历史的进程。

来自后世的邓峰、李大为这些人知道，后世发生在中苏之间的冲突是来自于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之争，和现在只是为了领土资源之争是有着本质上区别的。他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联领导人大多数都希望中苏关系应该是友好的同志式的，但中国不能当老大，否则实在是对不起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最为正统的“威名”。

而邓峰和李大为他们更多的考虑的是社会主义正统不正统无所谓，老大老2也无所谓，始终没把这些“主义”之争当回事。对于国际**运动后来的结果，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峰在来到这个时代的第一时间，就向最高首长说清楚了，最高首长不能不借鉴这些经验与教训。

所以对于邓峰他们的一些做法还是极力的支持的。而邓峰他们这些民族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短暂的20多年，最高首长当权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强悍之时，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为今后中国发展开拓出更大的空间，占有更多的今后发展所需的资源。削弱苏联、解体苏联也是为了俄罗斯这个强悍的民族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再对软弱的中华民族再造成更大的危害。

所以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苏联真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把无耻进行到底”。以达到维持中、美、苏这三角关系最佳的度。

赫鲁晓夫在多数情况下，很少呆在办公室里，或者静静的坐下来，周密地思考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万全之策。而是更喜欢访问莫斯科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基层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上，他专心致志地处理各国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读阅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各方面的资料，为即将到来的中苏之间的谈判做着积极的准备。

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大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出现在通往旧沙皇立法院大楼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那长长的车行道上。赫鲁晓夫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慢慢地站了起来，换上了西装，系了深蓝色带有白点的领带，走出了办公室，来到了只与自己办公室相隔两道门的沙皇立法院大楼二层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