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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amp；nbsp；&amp；nbsp；&amp；nbsp；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认，斯坦因编号为LA·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测量和局部清理，编号为F4。院落面向东，东西宽约16米，南北长约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组房间建筑比较坚固。斯坦因在这里进行过清理，编号为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卢文牍，他认定这里是“土人政府”。在这组房间东北边有一人大门槛，我们采集了门槛下的朽木，编号F4：2，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用碳14测定，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865＋80年（从1950年起算），相当于东汉时期。由大门槛往里再经过一道门槛是大厅，大厅南北宽约7米，东西长米。大厅两侧是南北两列厢房。南厢房东西横排三间，靠东的一间南面有侧门可通院外。据足迹辨认，北厢房也是横排三间。在靠西一间的北壁东端有一门槛，出门槛为一转角墙壁，在它的里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个。这个转角通向院外。整个宅院的墙壁，除经斯坦因清理已非旧貌者以外，其余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红柳夹芦苇捆绑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芦苇作篱笆围成的一道矮墙，似为一个大庭院，从城墙复原线看，与西城墙相连。

在这座大宅陆军的东部约9米处，又是一片垃圾，我们在此开挖沟一条，编号为F2，长2米，宽米，东南深米，西北深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绳、毛带和棉布等。

三间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Ⅶ。从现存足迹看，房间矮小，我们选了一组保存得较好的建筑进行测量和试掘，编号为F2。F2距离三间房约100米，由南北两间房屋组成，北间为B间，长约米，宽约米，南间为A间，长约米，宽约米。两间房都是用红柳与芦苇编在一起作夹壁，壁厚约20~25厘米。在间清理出木门、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颚骨、门斗、残木盘、木桶，以及桐、铁渣等物。在A间清理出残木臼、木罐、木纺轮、残铁块，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间的中心部位，我们开了一个长米、宽1米、深米的探方，发现地层分上下两层，上层厚30厘米，系红烧土，出土了羊骨、牛骨、马骨、糜子壳、木炭等；下层厚65厘米，系灰土，出土物品除牛羊骨外，还有马毛、毛绳和灰陶片。把F2和F4房址对比，从布局到建筑材料都迥然有异，F4显然系官宦大贾的宅院，而F2则为一般贫民所居。

&amp；nbsp；&amp；nbsp；&amp；nbsp；考古队在城中及城址附近，还采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器物标本，统一以C编号。除前面已涉及到的石器外，还有红陶、铜、铁、铅、木骨、玻璃器以及钱币等。所属时代，自新石器朝代至魏晋。

二、城郊遗迹

1、东北郊小佛塔

小佛塔在距古城东北4公里处，我们将其编号为F0。塔残高约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塔基，似为正方形，宽米、高米。基上是塔身，塔身中心是土块垒砌的环形建筑，内有中心木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也来过此地，他认为“这里没有什么需要发掘的”。我们对环形建筑做了清理，发现环形台的周围残留有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以土红色为色调，轮廓以墨线勾勒，画风古朴，与斯坦因在米兰揭走的人首又翼像类同。在环形台的通道中，我们还清理出佛塑像的一只眼睛、三节手指、一段胳膊和塑像用的木花形饰件等物。在小佛塔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堆横七竖八的木材，它表明这里原来是一座建筑物。在小佛塔和这堆建筑材料附近，我们采集到许多细古器、铜镞、两汉五铢钱、王莽时期贷币、铜镜残片和铜顶针、铁钉、铅纺轮、陶片、玻璃片等。

2、西北郊烽燧

烽燧在距古城西北公里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把它误认为是“一座废弃的小佛塔。”烽燧台基宽米，残高米，从纵剖面观察，内外结构不一，内部系夯土筑成，略呈圆形，外围用土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