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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没有老小通常都有的那种刁蛮任性脾气，不仅从来都不会骂他，而且每次回来都给他带一大包糖果。农村的孩子，除了过年平时能看到糖果的时候并不多，所以每次看到糖果都会像过年一样高兴。那时候社员们又像以前一样每天到生产队报道干活儿挣工分然后分粮食，老天不和人作对了，庄稼就开始丰收，而且用钱已经能够买到吃的，虽然价钱贵了点儿，原来六七毛钱一斤的粮食现在涨到两三块，可只要有价钱就比多少钱都买不到要好。就这样黄羊堡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死了的都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继续活着，两个世界的人之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记忆都会慢慢模糊直到消失。

由于有了陈旺喜这个军人，陈家在村里的地位陡然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敢当面说他们是地主出身成分不好，生产队也不再公然歧视他们，像在分派农活儿时，对陈旺宗和苗香菊也会像其它人一样平等地对待，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是把别人不愿干的活儿安排给他们。陈旺喜每年会回来两三次，基本上都不会在家留宿，每次都是那辆吉普车，车一响，就会有许多人围在陈家门口儿看，小孩子眼馋陈根清手里的糖，陈旺喜一下车手里总是会握着一大把糖使劲往陈根清衣服上的小口袋里塞，陈隆毓也会晃晃悠悠地走出来，不管看没看到解放军战士从车里往下搬东西，都会说“你回来就回来吧，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陈隆毓的声音很大，仿佛离她只有几步远的陈旺喜听力有问题，其实陈旺喜的耳朵非常好用，她马上会接着说“不多不多，都是现成的”，然后冲解放军战士喊“小郑，把东西都搬进去吧”。叫小郑的解放军战士就开始往院子里搬东西，有时是粮食，有时是水果，还有时东西包得严实，从外面看不出是什么来。虽然不闹灾荒了，可那时的生产能力还不足以让家家户户都吃上大米白面，陈旺喜每次带回的这些东西，自然让陈家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虽然生活逐渐好了起来，陈隆毓的身板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弱，调皮的陈根清每天都跑来跑去，他只能跟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喊，却是怎么也追不上。不照看孙子的时候，陈隆毓还要去看看自己的爸爸，陈祖寿几年来都没有出过陈家的院子，他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屋里，谁也不知道他静静地坐着都在想些什么。陈隆毓问，“爹，旺喜回来了，给你带了一包红烧肉，我让根清他娘回回锅，晚上再给你烫一壶酒。”陈祖寿的脸越来越像是树皮，伸出手，手背上的青筋一道一道明显的突起，听到陈隆毓的话，他咳嗽几声，抽搐几下嘴，却什么话也不说。陈隆毓再问，“爹，这两天天气潮，你这屋里冷不冷，我生把火给你烤烤。”陈祖寿就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拄着他那根拐杖颠簸着走到院子里。上了岁数的陈祖寿变得极少说话，可看起来脑子里却一点儿都不糊涂，反应也并不慢，尤其他还经常时不时地在别人面前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现在还不能死，现在死了没脸见列祖列宗呐！”

老人们一天比一天老去，那是因为孩子们正在慢慢长大，陈根红已经上了学校。苗香菊的手很巧，陈旺喜有时会带一些布料回家让家里人做新衣裳，苗香菊就自己裁剪自己缝，裁下的布头她都攒着，陈根红上学的时候，她就用这些布头给陈根红拼凑了一个书包，还用线在上面绣了“好好学习”四个字。陈根红的书包在同学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每当她背着这个书包，上起学来就格外有劲儿，在班里陈根红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放学回家后，陈根红就会把玩得满脸是泥的弟弟喊过来，用树枝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几个字，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陈根清，这是“伟大”，这是“主席万岁”，你看清楚了，别每天就知道玩，也该学几个字了，要不上学时老师会不要你。

那时的陈根清只知道玩，大人们每天都要到地里干活儿，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只能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爷姥姥，可老人的腿脚哪里能和孩子的比，时间久了他们就是想管也管不了，整天跟在孩子的后面跑，一把老骨头都累散了架，干脆也就不跑了，不如凑一堆儿抽着烟袋谈谈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到国家世界小到村里街坊，乡下人有他们自己的乐儿。孩子们也喜欢凑堆儿，哪怕昨天刚刚打完架，今天见到后还是会往一块儿凑，拉都拉不住，孩子们在一起还能做什么，除了挖土玩泥就是摔跤打架，陈根清和李爱国就是这群孩子里面最能闹的两个。

李爱国论虚数比陈根清小一岁，实际上只晚生了几个月，陈根清生在冬天，李爱国生在第二年开春。李爱国的娘就是生产队长马德全的女儿，他家是招的入门女婿，李爱国的爹李韬略是个孤儿，是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