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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威胁日甚，李鸿章、曾国荃等虽知郭嵩焘熟知洋务，亦不敢轻易向朝廷推荐他，以免*烧身。曾国荃无奈地说，今日欲图国家长治久安，除洋务以外无可自强。而国家虽然有郭嵩焘这样精通西学的人才，却又像西汉的贾谊那样不可重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其时，面对众口铄金，攻讦重重，郭嵩焘依然天马行空，蔑然视之。他从未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主张的一切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豪迈地在自己的诗中唱出了无畏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假如郭嵩焘多活三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便完全印证了他早先的预见（舍政教之本，逐船炮之末，不能使国家强大）。而后生严复一句“惟公负独醒之累”，则一语中的指出了他平生悲剧的根源。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后来也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称其“精解洋务”，“可为湖南光矣”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3）

那么郭嵩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正如海外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他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

§“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是在屈辱谩骂中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窜至腾冲地区时，因受当地群众阻挠开枪打死多名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怒，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进行威胁恫吓，乘机大肆要挟清政府，企图把此事件说成是清廷幕后指使，进行肆无忌惮的讹诈。

早已对*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著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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