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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对舅舅的提防是不是有些庸人自扰。为了显示他并无为难王凤的本意，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戏做足，令后宫传阅谷、杜二人的奏书。

如果此事真的是王商策动的，那么他未免太心急了。他机关算尽却终有一漏：没有准确把握成帝的性格。数年以后，王凤阵营的叛逆者王章，也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才丢了性命。这是后话。

这个事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成帝看到王凤如此“不得人心”，反而会放松对他的警惕。

这是所有不自信的庸才主子的共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放心”地任用众所不耻的小人，任由他们上窜下跳，除了需要通过他们来满足自己某种不光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小人的群众基础很差，不用担心他们“喧宾夺主”。反之，对那些才德不负众望的能人，倒是需要处处设防。

这样的后果让王商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虽然输得并不算惨，但却很憋屈。

但王凤的反攻由此拉开了序幕。他豁出去了，就是拼死一搏也要把王商拉下马来。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3）

但这个时机让王凤足足等了5年。在这5年间，王凤广举贤才能吏，逐渐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可观的势力，具备了向王商发动总攻的综合实力。

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上至宫廷朝堂下至山野乡村，只要有政治和权力的地方，就会有“站队”的风气。一旦形成派系，便会有人自觉或自发，主动或被动地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投靠哪个阵营。

和下赌注一样，站队有站队的风险，也有站队的收益。站得越早，局势越迷离，站错队的风险就越高；如果有幸站对了，收益便会非常多。相反，站队越晚，局势越明朗，站错队的风险就越小，但收益也会很少。

西汉王朝也不例外。王凤一派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自然会有许多的趋利避害者主动加盟进来。其间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太中大夫张匡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显然没有谷永那么敏锐和勇敢，所以一直等到了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在王商都已经做了5年丞相之后，二王实力对比已经非常明显时，他才站出来，死活要蹭到王凤的阵营里去。领导身边的近臣，自古以来都是这副德性。

张匡虽然投靠得晚是晚了点儿，但时机却恰到好处。

这一年三月，又发生了该死的日食天象。往往在这个时候，便会有人兴奋无比，有人忧惧不安。作为丞相，王商“难辞其咎”。

张匡率先吹响了指向王商阵营的冲锋号。

他在上书中来势凶猛地列举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闺门内乱，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张匡说，此前频阳耿定便上书，告发王商与父亲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事发后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杀了奸夫以灭其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儿子便想借此机会告发他（儿子告父亲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耻）。事情败露后，面对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还心生怨愤。

其二，企图借女儿的肚子来“篡权”。

用张匡的说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儿入宫，王商先是借口说她有病没法入宫，后来又骗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宫中。张匡以吕不韦和春申君来比喻王商，说他怀有叵测之心：“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欲有秦国，意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

其三，蓄意发展宗族势力，囤积财富，蓄养私奴数千人——暗示他有谋反的企图。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灭顶之灾。

“闺门之乱”确实是王商的一个硬伤。当初耿定上书发难时，他便意识到幕后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凤。他感觉大势不妙，这才意识到早应该都女儿送到宫中，争取赢得成帝的宠幸，以便策应自己在朝中的斗争。于是便私下去找圣眷正隆的李婕妤，恳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宫内。

王商出此下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攻击逼得方寸大乱，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反而被张匡演绎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惊天大阴谋。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仪宫里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过人，大度的班昭仪便把她献给成帝享用，后得宠，赐姓卫，故亦称卫婕妤。

张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另一方面，还故意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