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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