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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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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