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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的电报，有两条线，一条陆线，一条海线。陆线，现在到不了京里，因为电线杆让义和团拉倒了，保定也不一定能通。海线呢，有两处，一处通天津，现在天津乱得一塌糊涂，也不必谈了。再有一处是通山海关，归驻扎在那里的副都统管。这两天南边有急电，都是先通到山海关，再派快马送到京里。”

“那么，我再问你，山海关拿电报送到，你照样译出来，送上去，可有责任可言？”

王季训愕然，“这有什么责任可言。”他说：“送来了，我不译不送，才有责任。”

“那就对了！山海关那面是我的事，反正总有一份电报给你，你译了照送，这一万银子就是你的。”

“那，”王季训不信似地问，“有这样容易的事？”

“当然还要费你一点心。”李来中略想一想说：“有两个办法，你自己挑一个：一个是，你们那里跟罗嘉杰通电报的密码本，借出来用一下；一个是，我拿一个稿子给你，请你译好交给我。”

“密码本不便拿出来！”王季训很快地答说，“就拿出来，你也不知道用法，因为密码是每天不同的。这样，你拿稿子来，我替你译，稿子呢？”

“得要明天一早给你，送到什么地方？”

“送到我下处。”王季训说，“明天上午我不当班，正好办这件事。”

“好，就这么说！”李来中将银票捏在手中，起身掀帘子，向外喊一声：“拿纸片！”

在京师，老于花丛的都知道两句诗：“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

因为“点灯笼”是姑娘不留客，不得不去，难免伤心，而“拿纸片”不是飞笺召客，便是“叫条子”，自是得意之事。但李来中此时吩咐“拿纸片”，却大出王季训的意料，不是叫局，只是要一张纸片可以写字而已。

“四爷，你写一张收条给我，收到一万银子。”

“好，好！我写，我写！”

等王季训欣然提笔欲下时，李来中又开口了，“请慢一慢，我念你写‘兹收到日本公使馆交来库平银一万两正。’”

“怎么？”王季训大为惊疑，“这是什么意思？”

“明人不做暗事，四爷，我老实告诉你，托我办这件事的人，是这么交代的。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人家也要防一防。你只要照我刚才的话做到，我们那里自然会知道，这张收据我涂销了还给你。你既然没有让朋友上当的心，大可坦然。四爷，你要明白，我们是办事，不是想害你。我跟你无怨无仇，张罗一万银子来换你这张收据为的是要抓你一个把柄，我不成了疯子了？”

话说得很透彻，细想一想，对方似乎亦不能不出此防范的手段。不过有一点却还须澄清，“我照办了没有，你们怎么会知道？”王季训问，“倘或你们那里没法儿证实，就以为我玩花样，告我一状，说我私通外国，那可是有冤没处诉的事。”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知道。白花花的银子，到底一万两！

怎能做没把握的事。“

王季训没话可说了。“好吧！就这样。”他照李来中的意思，提笔写好，一张纸换一张纸，各得其所而散。

十也就差不多是李来中与王季训分手的那辰光，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纠纷的一方是德国公使克林德。

克林德在十五年面就到过中国，那时不过公使馆中的一名三等秘书，去年再度来华，不但是公使的身分，而且已为德皇封为男爵，在公使团中的地位很高。这位爵爷本有美男子之名，如今虽近中年，丰采如昔，兼以性格爽朗，勇于任事，所以在东交民巷的风头极健，更无形中成了公使团的领袖，一切关于义和团的交涉，大致都听从他的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偏偏冤家路狭，这天他携着手杖牵着狗，正在东交民巷新辟的马路上散步，只听得车走蹄声，驶行甚急，于是一面让路，一面转脸去看，来的是一辆骡车，除了车夫以外，车沿上还有一个人，装束行动，都很奇特，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双腿亦都裹着红布。手里拿一把雪亮的钢刀，而一只手扳起一只脚，正在鞋底上磨刀。

克林德一时愣住了。等车子快到面前，突然省悟，失声自语：“这不就是义和团吗？”

念头转到，随即便有行动，一跃上前，用个击剑的姿势，挺手杖便刺。车夫吓一跳，不自觉地将缰绳一收，等车子一停，克林德将手杖一抡，横扫过去。车沿上的那个义和团本就存着怯意，见此光景，越发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