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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作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我们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