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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