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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译者

别的事情耽搁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贺电中，他最关心的是对两封来电的答复——法国总统戴高乐打来的一封措辞优雅而动人的电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高唱“和平”调子的来电。为了回复戴高乐的“欢迎，亲爱的伙伴”的电文，肯尼迪求助于他自己的法语和文学老师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并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复电。

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闹翻之后，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尔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继任者选出之后再说。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文中暗示，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多少有点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苏美关系。为了答复这封电文，当选总统叫我打电话给外交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伦。波伦提议的一句话的复电，似乎迹近粗率、不够礼貌。当选总统相信“讲究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么粗暴，但在实质上同样谨慎，而语调则较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电。

即使在当选总统去棕榈滩过宁静生活的时候，行政职权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使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了贺电（如果不算头天晚上他意外发来的那份为时过早的贺电），几小时以后，他接着又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拍来了另一份电报，他是到那里去作短期休假的。这第二份来电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指定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联络员，并且表示他的预算局局长、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会晤，叫我去跟白宫和预算局的官员会晤，还叫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与自己相对应的人会晤，他本人则于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这两次会晤，艾森豪威尔总是先参加会谈，然后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也一起来参加会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当选总统都认真地询问了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据傲态度，而且显然推迟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会晤，直到竞选结果明朗，重计选票也改变不了选民们的意见时他才同意会晤。但这两次会晤后，据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这方面也发现艾森豪威尔“比我原来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在第二次会晤后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肯尼迪还在11月14日与尼克松进行了短暂的诚挚的会晤。对于后者打给他的有礼貌的认输电报，肯尼迪也复电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两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这次会晤当了中间人。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的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帮助平息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的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少有的。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和漠不关心，这些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转移时通常的特点。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满着一种诚挚的、来往密切的气氛。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团结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尔在1月间向国会告别时，将提出一个文件。当我跟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官员一起研究那个文件时，显而易见这个文件内所载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种立法活动、缩减开支和岁入估算的基础之上的，但连他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意根据改变了的情况去修改他们的预算，而宁愿把预算赤字推给肯尼迪负责。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则认为，在他负起全部责任和掌握全部情况之前，就去参与、承担，甚而评论和咨询即将卸任的政府在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期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使节到西欧去改善收支平衡情况和断绝同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那是既不适当又不明智的。

在总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