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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的担心相类似。同时，他继续询问，超出威慑力量范围的核力量究竟需要达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来愈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使他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尽量利用禁试的机会。

常规和非常规力量

不论核优势有多大，不论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会增加约翰·肯尼迪对核战争的胃口或增强他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是一项他冷静地准备承当的职责，如果他必须承当的话。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说过的，他深信，如果实际动用核导弹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孤注一掷而是“最终的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理智的失败。

而且，优势的核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是有限的。它能够遏制一场核进攻，还可能遏制对欧洲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但是它还能遏制其他什么方式的进攻，这是不清楚的。同时，至少有十年，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为现实和最为经常的共产主义威胁，不是对中心地区发动核进攻而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常规的蚕食活动——对西柏林的恐吓，对福摩萨海峡的常规进攻，对南朝鲜的侵犯，老挝的暴动，刚果的叛乱，在拉美的渗透和越南的游击战等等。

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说并没有威胁说要摧毁或侵略新的地区和居民，而是要通过不断采用“色拉米”战术，通过每次吞并一片地区，逐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以及通过在我们无法使用核威慑力量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安全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则是由于巨型武器不适宜在那里使用——进行有限战争、颠覆活动或政治侵略，从而把苏联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和居民。如果我们缺乏有效地抵制这些策略的常规能力，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选择，要末发动一场实际是自杀的核战争，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当共产党人日益摆出一种军事姿态，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越未越不可靠的时候，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以这种威胁为基础的战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56年的一项指示，对于任何比一般丛林战规模大点的共产党行动和对于苏联在西欧进行的任何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核报复。“如果你能打赢一场大仗，”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你肯定也会打赢一场小仗。”因为北约的战略也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于是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使其兵力达到满员，而我们自己的陆军人数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种理论同现实不大相称。当总统为某一场有限战争进行商谈时，他常会问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大型炸弹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甚至那些估计是为“有限”战争设计的战术核武器，也并不是一种答复。肯尼迪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这些武器的发展和部署，光在西欧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总统宁愿由我们而不是由苏联人保持这类武器的优势。不过他对核交锋只限于战术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怀疑的。同时，他很关心成千上万件理论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却掌握在较低级的指挥官手中的这种武器。因为有几种这类“小型”武器的打击力量比摧毁广岛的那枚炸弹还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欧洲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联合爆炸力，就比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万倍。如果这些武器属于战术范围，那末什么武器才是属于战略范围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欧洲使用这些武器，将会对我们想要拯救的人民产生什么后果呢？总统确信，一旦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交战，就不存在一条明确规定的、会把那些大炸弹排除在外的分界线。

这项对我们尴尬处境的分析，产生了关于常规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麦克纳马拉原则——这是在战略方面比核威慑力量的扩大和确定使用界限更为根本的改变。这项原则的实质是选择：如果总统对各兵种有一个均衡的安排，可以从中对每一情况选择最为适宜的反应——如果美国能把有限的挑战限于局部的。非核的范围，同时又不让共产党获胜——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临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种糟糕的选择，即要末丢脸，要求逐步升级。简而言之，遏制共产党有限的常规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样有效的反应。

显然，这项原则并未使核力量降级。可是肯尼迪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经验使他满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慑力量是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种结合。他有时评论说，“有一列驱逐舰停泊在警戒区或有一师装备精良的士兵驻守在边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