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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地位”。对那些担心我们的发射万一失败、已作出的宣传将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回答说，这个冒险不仅显示出我们献身于自由的精神，还可以提高我们取得的成就的声望，否则的话，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第二流的。

但是，正如他指出的，他从未放弃过的那个目标，“不单单是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正象查尔斯·林德伯格①的真正目的不是第一个去巴黎一样”，而是在一个新的冒险时代中加强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1962年9月，他在休斯敦赖斯大学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说，总结了这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帆航行”的各种理由。他说，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太空的探索将继续下去，正如合众国是以能量和远见来立国一样，它在每一个新时代中——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总是首先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这一代的美国人也立志要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生命以及对太空的总的看法：

但是，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要登上最高的山峰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前要飞越大西洋？

为什么赖斯队要同得克萨斯队进行比赛？（得克萨斯队是个传统的、但几乎必然是更强的足球劲敌。）……我们决意在十年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色的能力和技术。……许多年以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他后来死在埃非尔士峰②——在被问及他为什么要登上该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不错，太空在那儿……月球和其他星球在那儿，取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儿。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他从纽约独自驾驶飞机持续飞行，越过大西洋，在巴黎降落。——译者

②即珠穆朗玛峰。——译者

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外交政策也很有助益。别的国家和我们合作，跟踪探索我们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我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好处。许多国家制订了同我们的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但是直到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宇宙轨道飞行之后，苏联才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进行太空合作。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次飞行曾延迟了十次。在五小时、三条轨道的飞行期间，未料到的危险使格伦多次面临活活被烧死的威胁。总统喜欢在每个宇宙航行员安全返回后立即同他交谈，他本人特别喜欢格伦。的确，他发现所有的宇宙航行员都是一些才干出众、容貌漂亮的人。他的前任允许他们还在服役期间就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宇航员的经历大获其利。他对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赞成的，他也不想让他们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的时间和次数达到干扰他们的工作的程度。但是他认识到他们的勇气和成就应该享有特殊的荣誉。他当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着格伦的飞行情况。在格伦安全着陆以后，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我们起步晚了。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否定在发射火箭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声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威信。他曾说，合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让人观察他的火箭。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空间航行的进步与昆虫的进化相比，说他的国家已进入飞行阶段，而美国人仅仅在跳跃。但在格伦飞行之后，各国首脑纷纷拍来的电报中，有一份是赫鲁晓夫拍来的，他在电文中不仅表示祝贺，还对双方合作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肯尼迪指出，苏联对于他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类似建议，始终没有作出这样的反应。“可是我们……现在在桌子上有更多的筹码了……也许前景会有所改善。”

总统就进行合作的特殊领域问题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大半重复了一年以前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建立联合气象卫星体系、通讯卫星协作、交换太空医学情报、合作跟踪卫星的安排，以及其他较为一般的领域里的合作。苏联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共产党人的怀疑态度和保密措施很难打消，谈判进展得很缓慢。肯尼迪本人的一些顾问抱怨说，以过多的合作代替竞争会挫伤国会的兴趣和削减拨款。但是最终达成的有限安排——截止写本书时苏联人还从未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