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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公司，接着便指示戈德堡、赫勒和我为星期三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准备一份声明。他遗憾地说，那天晚上他不再同我们会商；因为白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体国会议员招待会。他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正当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柏林和东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复兴和稳定，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要求后备人员离开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生命的危险，在过去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在我们正要求全体公民有所克制和作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济人员，竟然如此蔑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情况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很难予以接受的。

我坐在听众席上，当总统继续讲下去时，我听到周围一些新闻记者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钢铁工业的其他公司也效法它们提高价格，而不是撤销这一涨价，那末所有的美国家庭……企业主和农场主的……大多数项目……的费用都将提高。这将严重地妨碍我们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而作的努力，……使美国商品更难在国外市场上竞争，更难抵挡外国进口货的竞争，从而更难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制止黄金外流。……在我们国家中，价格和工资的决定，除了在出现垄断和全国紧急罢工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有限的限制以外，一向是而且也应该是自由地私下作出的。但是美国人民有权期望，作为享受这种自由的交换条件，大企业对它们国家的福利应表现出比过去两天所表现的更大的责任感。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上文中加着重点的话是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加到声明中去的，或者是在发表声明时自行插入的。他坚信，不那么尖锐的话只会为人们注意到、作出答复，随后便被忘却。

声明还列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事实，说明钢铁工业不涨价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涨价将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已经在调查这一事件。接着，他用同样严厉的语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例如：

……在过去几小时内所有的公司都搞突然袭击……几乎一致地提高了价格……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