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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舞台上“男三号”的也是吴晓波。
这个“介入的旁观者”,诗人般地介入,记者般地旁观。
中国有企业家吗?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问吴晓波,或,跟吴晓波一起问吧。
“经济进步,你在历史书里是看不到的”
封新城:我要先谢谢你给我们贡献了这期的选题——“男三号”。你这个“男三号”的说法是灵光一闪,还是之前就有过这个说法?
吴晓波:之前没有这个说法。我不是一直在搞企业历史的梳理吗?前一段时间把《激荡三十年》写完,写到一大半的时候我就想把前面的百年史再捋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帮企业家的历史沿革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
2005年,王石来杭州,就在这边上,浙江宾馆,他们是开半年度会,把我和秦朔两个人拖过去了。聊着聊着王石就提出个想法,他说:“我们这帮企业家从哪来的?我爸爸是一个国家干部,我妈妈是一个锡伯族牧民,我现在变成一个企业家,我是从哪来的呢?”后来我去查资料,发现很多晋商啊、徽商啊,像胡雪岩啊这些,很多都是官商。王石后来也到上海、江浙一带看企业,他觉得晚清末年有一批民族资本家非常厉害。
封新城:他有点寻根的意思。
吴晓波:哎,对!寻根。洋务运动以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企业家,如盛宣怀、张謇、荣家兄弟等等,那帮人就搞的是现代工业了。我从去年(2007年)下半年开始写中国洋务运动以来的企业家,看了一大堆的材料,“男三号”的感慨,就是在这期间萌发出来的。譬如,我读史景迁的名著《追寻现代中国》,上中下三卷,从1600年写到1989年。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西方最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书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可是,就在这三百多年的中国叙述中,我居然没有读到一个企业家。那么就变得很奇怪,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进步包括文化进步、政治进步、经济进步——是由这些标志来构成的,但“经济进步”,你在历史书里是看不到的。
在这些非常主流的历史学家眼中,你居然找不到企业家的影子——这是我看很多近当代历史图书时最最强烈的一个感触!那个时候我就有了“男三号”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历史就好像是一部电影,一般一部电影大家都会记住男一号,偶尔会记住男二号,很少有人会记住男三号,而企业家就是中国当代史中的男三号。我现在要用史料来颠覆掉很多传统的印象,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像辛亥革命,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一直到1937年“九一八”的时候,企业家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在找那些历史节点。然后我就发觉,在这些节点当中,企业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封新城:在你落笔的这30年里,你是把企业家当主角来写的,可是这么一场大地震,妖魔化企业家或是妖魔化商人又跟着重演了。
吴晓波:这是根深蒂固的。在根子里他是蔑视你的,从国民性的根子里,文化的根子里,他都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商人的力量被漠视,商人的形象被妖魔化,是中国向公民社会进步的一个文化障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吴晓波: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2)
封新城:是啊,就像王石,突然成了靶子。
吴晓波:王石这个事情发生后,我没想到公众的情绪会这么激烈而且绝对化,到后来为王石说话的人都变成了“资本家的乏走狗”了。其实骂他的人都知道,王石并不是他们所谩骂的那种人,如果王石真的是个小气鬼,那他不说话就完了嘛。很多骂他的人也知道王石这次被骂是误会,但他仍然被骂。这是一个很撕裂的事情。王石的企业家形象,从他1984年办企业到现在,还是挺干净、挺阳光的,大家都挺认可他;就因为这次这么一件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被误会的,但仍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舆论聚集,那说明整个的国民心理对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不理解,根深蒂固的不理解。
封新城:有两个层面,第一,毫无疑问在中国做企业家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从老百姓来讲,你都做了30年的明星,显然是被宠坏了,既然我能把你捧出来,最后也会被我唾弃。
吴晓波:毁灭明星,是人类的一个共性。把你捧得很高,然后再把手放开,大家都很爽。我认为在这次地震中,对企业家的攻击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可怕的是,这个舆论是不均衡的。如果这个阶层被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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