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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创刊倒是比较早地。这刊物的名字颇有意思，“报”字既有报道之意。又含因果报应之意。乃是佛门创立的一份期刊，专门对信徒宣传佛门宗旨。人们叫顺了嘴。皆称之为“报纸”。

报纸”之名由此而来，后来者多有仿效其意，将所办刊物亦称为某某报纸的。

因为卢鸿的这两出戏曲太过火爆，那方外之人，僧道尼等，也多有观看地。结果许多青年僧尼，因此爱慕俗世情缘，居然纷纷还俗，使得寺庙一下子都冷清了不少。更因卢鸿本来对佛门就不是很客气，导致《因果报》对卢鸿大是不满，攻击得更是格外卖力。

《古风》和《因果报》地评论自然惹得众多戏迷不满。但按照大唐有关法令规定，二家刊物并没有违法之处。因此众多戏迷纷纷依托其他刊物投稿建言，对反对意见给予批驳。一时之间，硝烟迷漫，争得天昏地暗。

现在只长安城中，各类期刊报纸怕不有十几种。每天为了各种新闻消息出台评论，互相攻击辩论，搞得不亦乐乎。前时经辩的风气，在此又发挥了新地作用，一大批善于批评的专职文人大出风头，开始崭露头角，成了职业的撰稿人。

就算是各大书院的学刊，也对戏曲等时下的潮流现象有所涉及。但学刊与报纸等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便是本身并不持观点，同一学刊中的文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完成，而作者的观点往往并不一致。甚至有时候，一本学刊中数位名儒观点都有冲突。在士林看来，学刊这种超然、公正的立场才是真正的出版界的代表。

当然，要说到销量，学刊是拍马也追不上各类期刊报纸的。

对这种现象，朝廷上颇有争论。有相当部分官员认为现在这种状况不利于朝廷一统，似应加以约束。但以马周、房玄龄为首的主要文官集团却对此现象颇为支持，甚至马周都已经建议在御史台专门建立机构，收集报纸中民众的一些对时政、对朝廷的看法与观点，以为对官吏的监督之用。事实上，前不久时便有因为报纸爆料某地某某官员为了讨好莺娘，不惜挥金如土献礼被拒的消息后，御史台由此还揪出了几起案子。各类地方官吏不法行为，也多有因报纸刊登而曝光的。马周在奏折中写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报纸大行，何需谤木。则地方官员，但有污行劣迹，必以此大白于天下，再不得塞众人悠悠之口矣。民情之畅达，自古以来无过于此者。”

当然在大多数官员心目中，对期刊报纸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在他们看来，这些刊物的娱乐意义，远远高于政治意义。

李世民对于这方面的敏感程度，显然要高于大臣们。在各家刊物开始出版以来，李世民就一直关注其进展。据说在有关人员的进言下，李世民颇有意朝廷也出版一份类似的刊物，但又一直未定下章程来。虽然国子监有一份《国风》，算是官办。但那也是一种学刊的性质，并非朝廷的口舌。最后，还是在长孙无忌的力倡下，大唐的第一份官方报纸终于出版了，其名字非常直接地称做《官报》，内容主要是朝廷的相关政策、新闻与评论观点，而其主管者，正是太子李治。

官报主管确定过程中，颇多周折。虽然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个闲差事，但很是有几方面争取这一职位。据说吴王李恪为此花了大力气，甚至多次入宫向李世民面陈。但是最终长孙无忌的劝说发挥了决定作用，李治成了官报的主管。而以太子出任此职，也成了日后大唐乃至后世的定例。

在此事决定之后，李治第一时间来拜会了卢鸿。

“父皇定要将此事交付于我，舅舅也要我定须将此事担起来。只是如何着手，本王实在是一筹莫展。”李治向卢鸿诉苦道。

“太子可知为何圣上与长孙大人，都这般看重报纸之事？”

“父皇道，报纸虽然初见端倪，但日后发展不可限量，当为朝廷之喉舌，民情之锣鼓。若得法时，贪官不能弊人耳目，污吏不能掩人视听，是上命下派，下情上达之最佳途径。”

“不错，正是如此，”卢鸿点头，心中暗暗佩服，虽然李世民等看得还略微简单一些，但这些见识，已然是了不得了。“既然已然明了其中关键，太子殿下还有何疑问？”

李治苦恼地道：“若是民报，自然容易办得。只是本王所办却是官报。既为官报，还如何体现民情？若只发布朝廷命令，各家报纸均已做到，何须再多一家官报？”

卢鸿道：“太子殿下所苦恼的，便是官报的立场。其实若想明此节，亦是简单。既为大唐官报，则官报立场，全在大唐利益。”

“利益？”李治一时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