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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很可惜，晁老大的话，在死前便不太管用，何况人死茶凉，没人把晁盖的遗言当回事。新任老大宋江也没急着给前任大哥“报仇”，直到宋江打下大名府后，曾头市的人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劫了梁山的马（这次是两百多匹），宋江不得已才动了向曾头市开刀的念头。

宋江其实并不想吞下曾头市这块硬骨头，一来难啃，二来拿下曾头市对他不重要，而曾头市那位叫史文恭的人，活着且不曾被任何一位梁山好汉拿住，这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和曾头市打到一半，梁山小胜，曾头市提出议和，宋江说议和可以，我就是来要我的马的，把先后两次劫的我的马还我，我们的账就一笔勾销，压根没提要史文恭“血债血偿”的事。

宋江想让史文恭活，但史文恭本人却找死，拒绝还第一次劫去的宝马，一点不给梁山老大面子，这仗还得打下去。

打了胜仗的宋江“一喜一恼”，喜的是打下了曾头市，夺回了宝马，恼的是史文恭竟然让新入伙不久的卢俊义给捉住了。

于是，晁盖的遗言让一向“仁义”的宋公明很尴尬，老大位置当然得让卢俊义来坐，最少姿态得这样摆。

卢俊义刚上梁山，哪里敢有此非分之想，当然不从，不敢从（李逵等人提着板斧在旁边等着哩）。

即便如此，宋江仍然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和卢俊义打了个赌，下山攻城抢粮，谁成功谁当老大，变相篡改了晁天王的遗言。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赌局，结果当然是宋公明胜出。

梁山，没人再记得当初的晁保正，那是一个属于宋江的时代。

一

神宗皇帝赵顼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变法，原动力非常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富国强兵。想富国，是因为没有钱，财政赤字，赵顼穷得连登基大典给员工发红包的钱都没有，穷则思变；要强兵，是因为北宋帝国养着百万“精兵”却打不过契丹人、打不过西夏人，最后还得皇帝掏腰包解决边事问题，皇帝没有面子，也心疼银子。

无论是基于富国的目的还是强兵的目的，对皇帝来说，军队改革势在必行。帝国近百万大军，拿着国家近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还不能打仗，谁当老板都不乐意。

但对军队的改革又是必须谨慎的，军队是一个帝国的权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国家节省下开支，又要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不能引起部队大的动荡。

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王安石交给皇帝的答题试卷里，对军队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曰将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将兵法之前，帝国执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这个天才办法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赵普），驻京禁军与外地驻军定期进行轮换，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坐大，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将兵法谈不上改革，只是针对帝国一直以来将兵分离而造成的战斗力低下所进行的一种改良，又变相地走回了隋唐时期的老路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国的军事战斗力，但整个帝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帝国不可能给予武将们过多的权限，将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而在神宗时代的政治高层里，一样没有武将们的发言权。

在王安石的诸多改革中，将兵法也许是政敌们攻击得最少的一条，原因很简单，政敌们认为这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帝国的危害相比较其他新法来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绝的一招，也是被政敌攻击得最多的一条新法。

把部队缩编了，还要提高整个帝国的军事实力，王安石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国颁行保甲法。全国各地的农村住户，不论主客，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保丁们农闲时集合进行军训，间或进行巡查，维持治安。

每保设有保长、保正、都保正，一般由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头头担任。

在王安石看来，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成为帝国正规部门的一种辅助力量，既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物，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已经实施了什伍里甲制，十家为什，五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