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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朝着风林会馆的方向移动。受到警笛声的吸引，我转向朝那里走去。最近这一带常有流氓闹事，冲动的福建帮和血气方刚的马来西亚流氓两边，经常打得一蹋糊涂。

可是警笛声的数目并不寻常，好像全东京的警车都集中到歌舞伎町来了，一定是件凶杀案，在星期天的歌舞伎町里还会有人杀人，让我感到我肚子里好像长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十分不舒服，走到风林会馆的旁边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家伙在路上狂奔。

“喂！！出了什么事？”我喊着，挡住了那家伙的去路。

那家伙急忙停住脚，神色慌张地望着我。

“啊……健一先生，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事不好了？”

“‘红连’给吴富春那家伙攻击了。”

我丢下他往前跑去。在风林会馆后的巷子里一转弯，便当场愣住在那里。整条路占满了警车与救护车，条子们匆忙地来来去去，透过无线电传来的呼喊声，盖过了围观者的喧嚷，震撼着湿稠的空气。

急救医疗队员抬着担架走出大楼。躺在担架上的，是昨天才和我睡过的女人。她黑色的紧身连衣裙的右胸口一片湿亮，脸和手脚没有一丝血色，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一群神色不安的女人，依偎着聚集在大楼门前，看到抬出来的担架，便齐声呜咽了起来。在这个合唱团里，我并没有发现黄秀红与另外两位妈妈桑的身影。不知道她们是在店里接受传讯，或者是全部被干掉了。

我躲在围观的人群里，守着大楼的门口，思索吴富春的动机。他回到歌舞伎町已经是个自杀行为了，现在还敢攻击元成贵的女人所经营的酒店，根本就是完全豁出去了。他该不会是想借搞出这个名堂来逼元成贵收手吧？

在我推敲各种可能性的这段时间，五个担架陆续被抬了出来，每个被抬出来的人，都是一动不动。据我所知，富春最瞧不起用枪的人。他总是自豪的说，只要有拳头和刀子，要杀谁都一样简单。不知道他在离开歌舞伎町的这一年里，发生过什么事。

在救护车离开围观者扬长而去之后，秀红与其他两位妈妈桑便跟在便衣刑警身后出现在大门口。三个人都紧绷着苍白的脸，但好像都没受伤。我紧盯着秀红的脸，在她转过头来时，低调的向她招手。接着轻轻握拳凑向耳边，示意等会儿再打电话给她。

秀红暧昧地点了点头，然后就默默听从条子的指示，像无表情的木偶似的，呆滞地和另两位妈妈桑坐进了一部警车。

我也悄悄离开了看热闹的人群。

18

我在电话亭打了几通电话，回到“加勒比海”拿了枪后，就叫了一部计程车到饭田桥去。看到自己女人的店被砸，元成贵怎么可能再扮绅士。说不定几个小时以后“加勒比海”就会被一群复仇若渴的年轻上海人包围。

从三年前起，我就每个月花十万圆在饭田桥租了一户公寓，虽然很小，但只是为了应付像今天这种不时之需。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就连杨伟民应该也不知道。公寓是用了个正经人的名义租的，我还给了他一笔佣金。那家伙现在澳洲经营一家贸易公司，暂时不会回日本来。

我进了公寓，简单的冲了一个澡。虽然全身无力，头脑却还很清醒。身处这场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想好好睡个觉是不可能的了。

房间里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床和电话，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与浴巾。我用浴巾擦干了头发，随即打了通电话到“加勒比海”看看有没有人留话。元成贵打了两通，杨伟民与崔虎则各留了一次话。每一通的内容都很令人沮丧。我把元成贵和崔虎的留话搁在一旁，先拨了通电话到“药房”。

“喂！”

“是我啦！”

我用日语说道。虽然应该不会有人傻到敢窃听杨伟民的电话，不过还是小心为上。

“你人在哪里？”杨伟民的语气拖拖拉拉的，好像在和一天到晚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的老妻说话似的。

“这是秘密。假如又被出卖一次，我可吃不消。”

“富春也在那里吗？”杨伟民丝毫不理会我的讽刺地问道。

“别傻了，我在外头跑了一整天，给崔虎揍过，也给元成贵威胁了一顿，还不是为了要找到富春。”

“元成贵可是知道你混在‘红连’门口看热闹的人里喔！健一。”

“我只是正巧路过罢了。其他还有什么消息吗？”

“听说真的是富春干的没错。有人说他跑进去时大喊：‘那女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