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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一张报纸，

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

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

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

说，　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　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

“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

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

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

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

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

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

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他下

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活，

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

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

民党的右派们又组800篇文章围攻他。　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

维艰。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

象，他讲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

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

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

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

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

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

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

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

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

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

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

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

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氏的话，只是一种闲谈。因为是闲谈，所以记者特别看得重要，他

是把胸中要说的话，老老实实说出来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这一回，中共方面将接待又升一格：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