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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儒家学说辖制部队训教官兵方面的大将。如若抛开政治立场和歧偏之见,胡琏向部队所灌输的中华、民族意识,所宣示的国家、正统观念,所倡导的忠、勇、信、仁传统武德,所褒奖的砥志、崇德、殉道、死节精神,无甚不好,也无甚不对。胡琏明白一支军队不能没有抱负和信仰,他懂得搬运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精粹作维系军心昂扬士气的基石。在金门从军,我学到很多。
下午,胡琏来到某阵地视察。
与几位营级军官交谈片刻,步出地堡坑道口,发现侧后二百米处,有一小庙宇,有三三两两士兵进出。他信步走过去。
庙为关帝庙。正面一尊关公塑像,丹凤虎视,美髯添威,身旁竖一柄木制青龙偃月刀,幽光肃然。左方两侧较小之武将泥塑为关平周仓。香炉内插满供香,烟缕袅袅。胡琏仰视良久,问:士兵们常来进香?
一营级军官答:是的。打仗拜祭关帝是闽南一带风俗,士兵们祈求武圣庇佑。
你们军官也来吗?胡琏又问。
营级军官们面面相觑,闪烁支吾,形同默认。
有人给胡琏递来一束点燃的香。胡琏不接,说:历史上堪称军人楷模典范的人物很多,对部队,要注意多宣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
言毕,转身出门。
胡琏读史,注重“以史为鉴,匡正谬弊,归本人心。”他对关羽和岳飞的评说是典型的例子。台湾民间把关公奉为神圣,血食不衰。胡琏认为民风大悖,历史上的关羽,甚至连“将”都不够格,其获得中国“武圣”之称谓,“使中国历史上之伟大军人,备受委屈”,而真正够得上大将军之智、信、仁、勇、严五德者,唯有岳飞。岳武穆精忠报国、文韬武略、冠绝百代,尊为武圣,谁曰不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在其统治过程中,唯恐‘岳飞型’之军人,起而仇清,故以关羽右之,非荣关羽乃仇岳飞也。”晚年,他更大声呼吁:政府检讨,乃其时矣,民间亦应毅然更正,未可再以讹传讹。胡琏一番宏论的现实意义明确强烈:台湾处于“继绝世、兴灭国”之非常时期,通俗话本中关公的“义”充其量仅能维系民间人际,过分褒扬有害无益;唯有在政府的宣扬倡导之下,全社会都来尊崇岳飞的“精忠报国”,方能实现“安邦复国。”
郑仪兄说:让全社会都树立起牢固的“精忠报国”意识,这主张绝对没有错。但胡琏大概不会想到,有一个青年人,正因为接受了他太多的正统教育而烦恼而痛苦呢。
金门对台湾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蕴含了五千年辉煌历史蕴藏着伟大力量的中国大陆。我常常坐在海滩,凝望彼岸那长无际涯的海岸线,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怪圈——我从小以至到金门接受的教育都告诉我,作入的第一要义是要报效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我面对的现实是,必须去反对和抵抗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愈是努力地去“精忠报国”,就愈是要走向愿望的反面,落下与祖国为敌的罪名。
实际上,困惑台湾几十年最大的难题就是国家认同的理念问题。“精忠报国”谁都会说,但要具体问:你是忠于主权涵盖整个中国的“中国”呢?还是忠于仅仅管辖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你是忠于版图合为一体实现了统一的中国呢?还是忠于与祖国母体彻底绝裂的“台湾共和国”?若问我,多年来包括胡琏所给予的正统教育只能令我回答:我不可能无条件地忠于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我必须永恒地忠于民族血脉殷殷传承的大中国。
傍晚,胡琏巡视到某前沿团部。看到一对门联:
生为国民党党员
死为国民党党魂
横批:
忠以尽节
连连颔首。心中高兴,吩咐取笔墨纸砚来,“我也送你们一对门联”:
不但坐而言
更要起而行
横批:
贵在实践
投笔,对左右道:纵览人生,往往言易行难,言敏行拙。现强敌当面,进犯在即,我们的信仰、主义、理想、目标早已明确,战胜退敌之关键唯在行动,诚望诸位信守誓言,自觉实践,经受考验。人生若此,金门可以无虞。
胡琏尝对部下说起:回顾往昔,作事虽难免误谬,聊可以自慰者,唯信守誓言,实践初衷,问心无愧。并举三例:
民国三十七年,12兵团被困双堆集,形势危殆。胡某毅然机降阵地,誓与兵团共存亡,此可谓“忠不避险”。
翌年1月, 胡某疗伤上海,接华中剿总最高长官白祟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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