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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哩。

拿破仑名言：

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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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　”　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