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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　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　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橡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　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丁，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　准啊，　一人干掉一架。　我还记得，　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键是，　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