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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另外一个什么国家。万幸，中国出了个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毕，意气风发，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吞吐山河的《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后人一般对前二句倍加称道，多援引。后二句用的是秦末田横重建齐国的典故，表达了抗清到底的决心，圈评却寥寥，因退到台湾再言抗清，恢复明室，确有不谙势理、悖忤潮流之嫌。

抗清抗到儿子郑经，大体也就抗不下去了，于是，开始了与清廷的马拉松和谈。清廷几乎已经同意了郑经开列的条件：“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世守东宁，纳贡称臣。”最后，双方终因一些技校蔓蔓而未谈拢。

郑经错过了偏安海隅的良机。但却是中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台湾又一次“好悬”，如果清廷承认了东宁小朝廷的藩属国地位，谁知道它今天会不会是又一个越南或朝鲜？

幸甚，江山代有能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郑成功之后，中国又出了个“施大爷”。

康熙重用施琅，极是睿智。

施琅从小随父航海经商，熟悉水域，航海经验丰富，后来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他又是敌营之叛将，谙熟敌情，所献破敌之法，确实招招见血。

康熙以汉制汉，用人不疑，表现了一代明主统驭偌大一个江山的雄才伟略。当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慑服海内，没有山高我比山还高那种高屋建瓴的大气魄大手笔也不行。

施琅征台捷报传至北京，康熙龙颜大悦，赋诗一首：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终于剔去一块心病，在自己手上实现了中国的“九壤同”，宁不悦乎！

自古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保住“一统”局面，让来之不易的“九壤同”万万年，康熙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御赐郑成功和郑经父子灵柩从台湾迁回福建南安复船山的郑氏祖茔内。迁葬仪式极尽隆重，康熙特敕命遣官一路护送，并赐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以皇帝之尊，为像野草一样刈而再生、剿而不灭、顽强抵抗了自己数十年的宿敌题联赞颂，这真是令今人仍禁不住会拍案叫绝的一笔。康熙的理论是：郑氏父子“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故善待之。”此举一箭双雕，既可安抚郑氏旧部，免得东南死灰复燃再滋是非，又向天下昭示：“忠贞不贰”，将得到最高的褒奖，现旧朝旧君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学郑成功“忠君”的样，忠于新朝新君！

鉴往知来：收台湾而致“九壤同”者，光凭武力不行，还得有康熙的大手腕大肚量。

施琅也算得上一条大肚汉。为报父仇，他曾咬牙切齿发誓，定要“踏平台澎、族灭郑氏”。但最终，他还是遵照康熙的旨意，平平安安让郑克塽携带老少几十口家眷，到北京去做“只有领俸吃饭一事”的“汉军公”。而后，又按圣意，将已被鞭尸泄愤的郑成功夫妇厚葬于南安。

看来，驯化收容台湾，没有施琅“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也难。

施琅征台，已为子孙后代留下辉煌一笔。而征台后的那一笔，给历史留下的印迹则更深刻、更伟大。

台湾既得，　是弃是守，　在北京的皇宫里引出一番争执。众多廷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无关紧要”、“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建议“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二十万军民悉数迁徙大陆。言至极甚，还有人干脆主张“弃其地与红毛”，“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康熙受到影响，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值此弃台论喧嚣，康熙本人动摇之时，施琅呈上了那篇一纸定了台湾终身的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他条分缕析，据理力争，高声疾呼：台湾是江浙闽粤的屏藩，一旦放弃，流民、逃犯、兵痞极有可能涌进台湾成群结党，剽掠海滨，后患无穷。况且，原先占据过台湾的西洋人也一定伺机再度占领，窃窥边场，迫近门庭，东南沿海将从此不得安宁！

一篇掷地有声的奏章如同临顶泼下的清凉剂，使康熙彻悟清醒，遂下决心在台湾设府驻军，将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