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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克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尘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考课标准的确立，有利于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使他们各负其责，完成好本职工作。为了保证考课标准的严格执行，防止作弊，唐朝政府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规定一旦发现作弊事件，便对主考官员以渎职论处。如唐朝的法律规定：“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唐律疏议》卷九《职官制》。

根据考察的结果，把官吏的政绩分成若干等级，然后以此为依据对官吏进行赏罚，有功者给予奖赏，有过失者予以处罚，触犯刑法者予以严惩。刑赏是使督察考课得以发挥作用的可靠保证，没有刑赏，督察考课就毫无意义。因此，对于君主来说，刑赏是他们维持统治、驾驭群臣不可缺少的两大权柄。如果运用得好，即使空悬小利，也足以劝善；虚设轻威，也可以惩奸。

如何运用这两大权柄呢？第一，赏罚要公正平允，不能因人而异。有功劳，虽然是疏远的人、仇人或卑贱的人，也不吝惜赏赐；有过失，即使是至亲至贵，也决不宽贷。在这方面，唐太宗堪称典范。他即位之初，实行计功行赏，把叔父李神通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下。李神通非常不满，就以宗室亲贵和太原首义的勋劳与房、杜争功。唐太宗公正无私，当着他的面列举他的过失，批评他既无将才，又无功于国，反而挟亲贵以邀功赏，驳得李神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位列于房、杜之下。第二，赏罚要诚实无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如果制定了赏罚条例而又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君主就会失去威信，结果大权旁落。汉章帝对皇后之兄窦宪骄奢违制的种种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当他知道窦宪强夺沁水公主园田之事后，也仅仅是把窦宪痛骂了一顿，而不治其罪。北宋司马光批评章帝说：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资治通鉴》卷四六。

第三，要赏罚分明，功罪相当，以杜绝臣下的侥幸心理。如果有功者非但不得赏赐，反遭贬黜，而平庸者却得厚赏博封，甚至有罪者竟加官晋爵，这样一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就会造成群臣因循苟且，冒滥贪功，巧佞贪黩者竞进，公忠正直者被黜抑，国政就不堪设想了。齐威王时有两个著名的大夫，一个是阿城大夫，一个是即墨大夫。满朝的人都称赞阿城大夫、贬斥即墨大夫。齐威王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派人到两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情况正好相反。齐威王掌握了情况后，就把两位大夫召到朝廷，当着朝廷大臣的面，表扬了公忠体国、勤于吏治的即墨大夫，而把政绩极坏却虚报成绩、贿赂朝中大臣的阿城大夫烹杀了。这一处置结果对朝廷内外的大臣震动很大，对于整饬齐国的官场风气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四，赏罚要不避亲疏，即使是皇亲国戚，犯法者同样要严惩不贷；有功绩，哪怕是与他有冤仇，也要论功行赏。在这方面，唐高宗是做得比较好的。他的叔父江夏郡王李道宗，过去给王朝立下过战功，但是他犯了法，同样被法办。宰相高士廉是唐太宗的亲戚，也因犯法和扣押大臣给皇帝的信而被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