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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三十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4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尽快把一大批干部调来。1955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3月5号去的，我们13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总工程师吉林诺夫，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搞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停，到西安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包尔汉主席请吃饭，王恩茂书记都来看望。经佟城联系，新疆派齐俊德来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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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5）

五一九大队成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铀矿放射性普查。在专家指导下，杨士文他们带上食品，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我们很多人虽然毕业于地质学院，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煤矿，跟苏联专家检查，以后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一伙的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特大，得许多人一起弄才能把帐篷支起来，否则谁也甭睡觉。到布尔津，碰到一条河，当地和苏联人贸易都通过那条河。那时大小便都麻烦，蚊子多得要命，两只手老得打，蹲久一点蚊子便糊屁股了。

最早在野外普查，他们把人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六七个人，各自分头去指定的地域踏勘。杨士文也带领一个小队出去勘察，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有一次途中骑马时，杨士文的马惊了，一抖就把他给甩下来了。杨士文脚上穿了双登山鞋，人掉下来了，可登山鞋的后脚跟还在马镫子上挂着。这马正跑着，一看人这样子就更惊了，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更快地往前跑，杨士文大头朝下，脑袋直往石头上撞。其他人赶紧追了上来，最后还是一个找矿员上去把他给救了。杨士文说，那个找矿员是个初中生，叫吴志冕，这小子挺机灵的，他过来把马拽住了，那真是捡条命啊，马蹄子底下捡了条命。这要怪我没经验，你想我老家——辽宁海城是个平原，只养过一头驴，哪骑过马呀。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四百多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那样，我根本不懂，这不成了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我们队长姓赵，叫赵志勇，在河北省公安厅当过头，14级干部。别的副队长也是16级干部，其他都是找矿员、技术干部，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辆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人挺愣，开到精河县，马上要进山沟了，开不了车就找来一个蒙古族的老头儿。用马来拉人拉东西。过河的时候，马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