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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