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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和文学分道扬镳了。那些喜欢纯文学的人评价最低的伤痕文学等，在我看来还有些意义，因为那揭示了社会。新诗几年内不知道有了几代，可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再有，我发现我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铺的同屋高远东比，实在感觉贫弱；只要他活着，我学文学就断无存在的意义。

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别是有一批大龄同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同屋吴秉杰，他入学时已经32岁，大我14岁。他“*”前本来已经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读*的书太多，受了*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轻气盛，当时对《北国江南》等毒草电影的大批判让他实在看不过去，就奋笔疾书，给《解放日报》写稿参加辩论，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赶到农村改造了十几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状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她也是黑五类子弟，到云南插队，从那里以全国文科第一的身份进了北大。她当时给我一篇陈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对中国的问题做了宏观的历史分析。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文章，但当时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识到，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但至少可以把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搞清楚，而这个原因首先要从历史中找。我就这样决定学历史了。现在我以历史为职业，大概还是北大二年级时思想地震的结果。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1）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抬历史而贬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学问很大。语言学好比是文科中的数学。有些同学，也确实一头钻到现代语言学里，抱着布龙菲尔德、雅格布森、乔姆斯基猛看一通（比如当今的政治明星胡春华，就是汉语班的，属于抱着高深的书泡图书馆的一位。他是我们这年级里最小的学生之一，脸又长得特别幼嫩，人看上去非常单纯，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同学，有时也会摇头：“我愿意献身现代语言学。但是，要走这条路，大学应该上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否则没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将来根本竞争不过从理工科改行过来的语言学家。”相对而言，历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愿是文学，第二志愿就是历史。历史系的同学知道我放着文学课不上却跑到他们这里听课，无不叹息：咱俩换专业吧，我第一志愿就是文学呀！我则说：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抬历史系贬中文系，除了专业偏见外，还和两系的风气有关系。当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崛起，中文系领导校园时髦。比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是复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的作品，一夜之间创造了一种文学，使中文系成为校园明星。另外，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也红得洛阳纸贵。刘心武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是很有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