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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雏形。梁启超也组织了政闻社，后来被迫解散。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统治解体，人们思想解放，尤其是在上海，依托租界，更多了点自由，组党活动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中国社会突然进入了一个失去控制的境界，现代观念半生不熟，各色人等纷繁复杂，群起组党，甚至只有三五个人，即立党立社，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人列名数个党派，更是常见的现象，也是前进运动中的自然过程。政治的组合、分化在草创时期，没有明朗化。早在1924年出版的谢彬的《民国政党史》就概括了当时的党派形态，指出他们并不是政见的结合，好的是感情的结合，不好的只是权势的结合，金钱的结合。不过是从前的君子党、清流党和小人党的区别。也就是说，政客们用了个现代名词叫“政党”，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习惯，还是中国老祖宗的规矩，士大夫官僚们的朋党而已。真正的现代政治意识刚刚有一点点萌芽而已。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历史学家李剑农指出，民国初年的政党与欧美政党的区别：一、党员的跨党，二、党义不过是空洞的招牌，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士大夫的自我改造和强迫改造是近代中国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了解士大夫的转型是近代中国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却笼统地说成是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说清楚，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及中西方现代的非政治性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发育成才，而士大夫都是政治动物。

2．手握重权参议院（1）

民国元年，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政治的操作，是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来实践的。《临时约法》规定议会采取一院制，即只有参议院，没有众议院。这个制度只是临时制度，按原规定，《临时约法》施行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制订正式宪法。后来因为国会选举推迟，至1913年4月召开。虽然正式宪法没有制订，但政治界遵循《临时约法》的活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约法》的立法意图在制约袁世凯的行政权力，所以，不仅赋予内阁以很大的权力，更赋予参议院以很大的权力。

参议院除了已经履行的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权，以及制订法律法规的立法权外，比较重要的权力如下：

（1）　任免权：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这一条在后来政界引起了很大的纠纷，认为对总统权力限制过严。

（2）　财政权：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决算、全国之税法币制、度量衡之准则、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这一条后来在大借款一案中引起争议。

（3）　外交权：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均须取得参议院之同意。

（4）　质问权：参议院得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要求其答复，但此项质问书之提出，须有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

（5）　弹劾权：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参议员20人之联署，可提出弹劾案，但须以总员4/5以上之出席，出席员3/4以上可决，方能成立。对于国务员，认为失职或违法时，得经参议员10人以上之联署，提出弹劾案，但须总员3/4以上之出席，出席员2/3以上之可决，方能成立。后来，参议院在实施这一条时遭到失败。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的权力。

《临时约法》虽然不完善，但毕竟构成了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为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临时参议院议员由地方省议会选举，并不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从选举上说，并不完善。它的成员到会也先后不一，出席参议院会议的议员人数也偏低，总之，它确实表现出了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最高的统计有143人到会，但实际出席人数在71人至102人之间，经常出席的人数也就80人左右。国民党成立前，同盟会员约30人左右，共和党人比5月间有所增加，约40人左右，统一共和党人约2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约10人左右。后来，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成立国民党，约60人左右，共和建设讨论会改组为民主党，又和共和党、统一党合作，约50人左右。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有所削弱，统一共和党左右逢源，共和党声势增强。1913年进步党成立后，才与国民党形成两党对立的形势，似乎完成了政党政治的理想组合，而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

参议院成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大多是由原革命党人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