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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代耕”。

这种耕种器械在原历史剧本中一直用到晚清。乃是畜力不足情况下最好的补充方式。原本的设计是一组三人，在田地两头安装两个转盘，中间连以绳索。每个转盘配一个壮劳力，中间一人扶犁。转盘转动之后，绳索拉动犁铧，由此耕出笔直的田垄。

怀庆府多水。所以沈加显在靠河的地里多用代耕，可以借水力减人力。而且一般这种上等良田面积较大，接连成片，也方便“代耕”推进。在那些缺乏水力的地里用牛耕，只有下等的山地才用人力。

“原本靠水的田地都属于富农之家，他们肯定都是有牛的，不用担心春耕劳力。田越差的人家也就越穷，往往几家合养一头牛，只是聊胜于无。如今官府出面加以调配。全县的春耕面积都上去了，谁家都没受到损失。”沈加显道。

“那些富户肯把牛借出去？”朱慈烺问道。

沈加显微微一怔，道：“既然是于己无损，又皆大欢喜，乡绅们还是乐于为之的。”

朱慈烺也笑了，暗道自己将那些乡绅想得也太坏了点。

实际上明朝的土豪劣绅并不算多，最多只是有些自私自利罢了。在官府不作为的情况下，地方上的沟渠开通、赈灾施粥。基本都是这些乡绅自发之举。至于修桥铺路，开办义学。也是富裕乡绅们常做的事。

宗法社会之中，大宗对小宗负有义务，大户对小户也有义务，亲亲之教深入人心，所以不这么做反而会被人戳脊梁骨。若是敢仗势欺人鱼肉乡里，非但会被宗家钉在耻辱柱上。更会被愤怒的乡民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

徐阶以首辅阁老、董其昌以南京礼部尚书之尊，皆受乡辱，正是前车之鉴。

然而反过来看，宗法社会也是新政的最大阻碍者。

族长的权力大于官府行政权。族人不惧官府而惧怕族权。在山东因为土地划分、河渠归属等问题上，各县都发生了政权与族权的摩擦、碰撞。最后当然是政权获胜，借集村并屯、分家析产，强行打破宗法社会。

这种暴力做法在开封府仍旧被奉为圭臬，不过怀庆府显然温情脉脉，不能认同。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朱慈烺对吴伟业、沈加显道：“我不管你们的施政手法如何，关键就在于地方是否安靖，百姓是否安居，你们的考成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只要做到了这三点，加官进爵不过是题中之义。”

吴伟业和沈加显连忙谢恩。

朱慈烺已经能看到北面太行山连绵起伏的山脊，隧道：“我就不走回头路了。闵子若，咱们直接北上。梅村回去之后让行辕尽快追上来就是了。”

吴伟业显然无法接受如此之大的变通，本来说好的只是出城视察春耕而已，怎么就直接走了？

“殿下，府中还安排了送行宴，还有地方老人……”

“这二三十里地再走两遍又是一天，光阴似箭耽搁不起。”朱慈烺扬了扬马鞭，道：“你们回去吧。”

在吴伟业和沈加显目瞪口呆之中，朱慈烺已经扬鞭而去。闵子若等亲卫队自然紧随其后，渐渐有人与朱慈烺并行，然后才有两骑在前开道，将朱慈烺围在中间。朱慈烺直等跑出了十几里路，方才想起山东破坏宗法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山贼土匪。

山贼土匪不可能无所依托在山中生活，就算有个寨子，他们也得定期与各地村寨交易。而乡民因为宗亲、姻亲等等关系，势必会帮他们隐瞒、藏匿、通风报信。正是因此地方官员才加大了对宗法社会的打击，截断百姓与山贼之间的联络，终于使山东一地的治安得以整肃。

河南的土贼更多，不过流动性较大，或许不会发生这种事。

就算发生了，也是个教训。

朱慈烺很快就将这个念头挥散，专心致志地骑马赶路。路上的土地越来越硬，石块越来越多，前头就是太行山了。

吴伟业、沈加显以及随从官吏，看着皇太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身影，良久方才回去。沈加显与吴伟业并辔而行，忍不住叹道：“殿下雷厉风行，真是令人……令人……”他一个进士，搜肠刮肚半天也没找出个合适的词来，索性含糊过去。

“沈同知，下个月咱们就要自报考成任务了。”吴伟业却没那么多感慨：“这其中大有讲究，若是报高了，日后完成不了，轻则罚俸，重则丢官，再重些还有可能被定个玩忽职守的罪名。”

“那报低一些？”沈加显试探道。

“报得过低，万一被御史查出来，或是被上面派来的巡视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