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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就给一两粮票。
满洲权贵非但不认为这是立法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地方官员故意放纵、窝藏逃人。因为现在满洲人不可能出任府县一级官员,所以这种说法只是变相的“汉官可疑论”。在朝堂上的汉官自顾不暇,哪里会为下面的地方官员出头?地方官员对于缉捕逃人这种事原本就很恼火,更是纷纷上疏请求废除此法。
满洲人自然不会理会这些汉官,为了强调自己追回“财产”的决心,反而下旨从重处治:
“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十家长、百家长类似里甲村老一类,也都是汉人。此法一出,满清府县官员畏逃如畏虎,逃亡的民众进一步扩大,华北甚至出现了整村逃亡的盛况。
于此同时,回到济南的朱慈烺连夜见了吴��⒗钣鲋�⒗畎罨�⑺锎�サ热耍�潭ㄕ�梗�沼诰龆ㄔ诔�蒙贤贫�短厣饬睢返陌浞ⅰ�
《特赦令》针对的对象是从贼、事清官员。其中闯逆的特赦范围从李自成以下,尽皆赦免;献贼的特赦范围是张献忠之外,尽数赦免。满清方面则更为复杂,除了首恶和汉奸罪在不赦,其他大小官员,不拘汉满蒙古朝鲜人等,皆可宽赦。
之所以将满蒙朝鲜也列入其中,乃是特赦令中还规定了起义、投诚、投降、就擒四等情形。起义是反戈一击,于明军战局有利者。按照《特赦令》,起义者非但赦免本罪,还能叙功。投诚则是在两军对垒时,带领部下反正,而没有倒戈一击。这种情况也能叙功,当然功劳不会很大。
被逼无奈者为投降,负隅抗抵者为就擒。投降可以赦免死罪,就擒就只能特赦减等了。
特赦令文稿又交给翰林出身的文官润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洋洋洒洒数千言。这回崇祯倒是没有再反对,他也看出朝堂上绝大部分官员都投向了皇太子,无论是从感情上考虑还是现实的皇室和睦考,他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只是皇权遭到侵犯终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崇祯因此连着五天不肯接受朱慈烺的晨昏定省。然而他这一点点小别扭也没有妨碍到朱慈烺,反正朱慈烺早就给这位皇父贴上了“不成熟”的标签,每天照例去领一碗闭门羹,尽尽人子的义务罢了。
《特赦令》掀起的官场争论倒是不大。现在的官员已经习惯了在报纸上吵架,非但各种地方小报,就连《皇明通报》也有专门的版面给他们争论施政得失,因此送到崇祯面前“垃圾帖子”倒不是很多。而且同时看到正反两面的论战,也让崇祯在判断上更为谨慎。
朱慈烺并没有将报纸视作“民主”大杀器,对他来说,能够控制舆论、增加工作效率,这才是报业存在的意义。最多就是让民众有个发泄渠道,反正不喜欢的可以不看。
到了北面,这《特赦令》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暴。几乎所有节行不全的官员,都收罗了一份南面来的报纸,将特赦令供在自己家里。
有些书肆为了挣钱,单独刊印《特赦令》,卖给那些官员,黑话叫做“保心丸”。
之所以要用黑话,因为多尔衮很快就针对《特赦令》发布了第二条愚蠢透顶的令旨:敢私藏、传播报纸者,斩!轻信者为奴!
有哪个被抓住的人会承认自己轻信报纸?
所以被抓住的,都是人赃并获以私藏、传播之罪被斩首了。
于是汉官再次出现了弃官潜逃的风潮,最高的一日竟然达到了十余人。
其中犹有吏部侍郎陈名夏,带着两个家人弃官南下,在天津上船出海,在莱州上岸,奔赴济南行在。
朱慈烺在济南安排了一次宴会,虽然皇太子本人没有出席,但是去了一位阁老,许多与陈名夏有关系无交情的官员也奉命捧场,每人都做了许多诗词,集结成册,免费刊印。
朱慈烺之所以对陈名夏格外关照,不单单是因为吏部侍郎官高位重,同时也是因为陈名夏实乃大明失节官员的典型。
甚至可以说,整个大明都不会有人比陈名夏更加没有操守的了。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人氏,乃是崇祯十六年的探花郎,初授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这个起点是高标准的清流路线,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错,大明国运不败,四十余岁入阁辅政是没有问题的。
国变之时,陈名夏失节降闯,其实也不过和在京的两千余名官员一样。
李自成逃离北京之后,陈名夏没有留下事清,但是他跑到半路,听说江南在大兴“顺案”,要严惩失节降闯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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