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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忘。更何况是自己写的东西，当下朗郎应对。没有半点疙瘩。

朱慈烺考校了记忆功夫，旋即阖上黄册，又问道：“如今州县逃籍之人日多，身为县官，该如何现管？”

张诗奇心中一喜，这是在看他的施政方针了。

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华夏历代亲民官都没有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却又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总的来说便是讲究一个“纲常大义”。在这纲常大义之下，法理不过人情，只要本人人品还过得去，施政上便基本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导致民怨丛生。

到了国朝，太祖高皇帝深知官吏害民之疾，所以对扰民的县官加重处罚，同时又规定了县官下乡的条件和次数，形成定制。这也是后来一直遵循的“皇权不下乡”制度，而且在明人看来是国朝优于赵宋的善政。

总体而言，国朝官员只要不做事，就已经是做了好事。

张诗奇心中过了一遍自己读的儒家大义，又回到了太子殿下的问题上来。既然殿下重点说了“身为现管的县官”，那么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那套答案恐怕不会尽如上意。他轻咳两声，决定放手一搏。

“殿下，”张诗奇道，“属下以为：县官为一地父母，管不如疏。逃籍之人在于无所依，若是一味堵截只会逼其为盗为贼。若县官能梳理田亩，开荒垦植，以安顿田农；兴修水利，平整官道，以代赈流氓。不以父母自尊，而民自以父母爱之，这方是为官百里之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道：“你古文如何？”

明人以八股制艺为时文，以汉唐文章为古文。要想当官，首先得通过制艺获取进士举人的资格。当官之后，却要将精力放在古文上，否则见识太窄，辞藻匮乏，写出来的东西没有韵味，旁人的用典不能明白，这都是会被耻笑的事。

张诗奇年纪一大把考不中进士，足以证明他的时文平平。朱慈烺只问古文，已经是给了他扬长避短的机会。

“属下耗心古文，故而时文难以长进。”张诗奇当即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古文如史重质。先生读古文，犹好谁家文章？”

“属下尝学韩文公作文。”张诗奇道。

韩文公便是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是被后人视作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文风对宋人影响颇深，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所推崇。

在嘉靖年间，文坛上正是前后七子交替之际，期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力抗古文派的“文必秦汉、诗则盛唐”之旨，提倡学韩柳欧阳，　要求“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这对于后人而言是古代史，对于朱慈烺而言却是古代史与当代史相融合的时事。他作文无须学制艺八股，主要便是学的古文。对比了仿古、抄袭的古文派，他最终还是更偏好取法唐宋的唐宋派文风。

听张诗奇说偏好韩愈，朱慈烺也兴起了知音的感觉，只是为了栽培这个有志于县官的老先生，故意道：“做文豪当学韩昌黎，要做官却要读柳河东。百代文章，我独爱柳宗元之《送薛存义序》，每每读之常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叹。”

张诗奇记性之好，断然不会背不出这么一篇千古佳作，已经知道了太子殿下的言下之意。（未完待续。。）

一二八　英雄乘时务割据（二）

《送薛存义序》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柳宗元以赠序文的形式发表了自己对“官”“民”关系的看法。华夏自古有天下为公的思想，然而确凿地提出当“官为民役”，柳河东却是第一人。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在《送薛存义序》中更加以阐述。视百姓缴纳田税为雇佣官员为其主持公道，将二者比作雇佣关系，从而推出庸官、贪官皆如同受雇工人偷懒、偷盗的结论。可以说，柳宗元的政治思想里已经不将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而是传承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体系。

国朝对于孟子的这一套理论防范之深，犹视之为洪水猛兽。太祖皇帝一度骂孟子乃无君无父之人，甚至删改《孟子》一书。然而高皇帝终究做不到满清皇帝那般干净利落，他手下的儒臣也还有着脊梁。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没有因此而禁锢消失，反倒以闹剧丑闻为载体，流传下来。

大明的思想界，在经历了心学对理学的冲击之后，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议论：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员，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为自己做主。

朱慈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