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针，说是要把我送到“八所”，就是市政府第八招待所，里边地毯、彩电、浴盆啥都有，只差没有小姐了。队长说：“‘江姐’呀，你在八所好好休息几天，等手消肿了，我就放你出来。你可记住，你要敢在里边胡说八道，胡啃乱咬的，你可小心着！实话给你说，我不怕你翻供。你的案子是我办的，我历来办的案子都是铁案。你就是告一圈，最后还得回到我手里。到那时候，”他拔下墙上的水泥钉，“叮”的一声摔到我面前，“就是这了！”

到这儿一看，才知道是“第八看守所”。

“哼，信他们的话，老母猪都会上树！”号长恨恨地说。喊来“青子”，交待在铺上腾个空儿，让“江姐”睡一会儿。“青子”领“江姐”去了。

四

风场里一、二、三铺商量开了。按惯例，刚进来的人，先在“老虎口”边脱了衣服，接受检查；之后带到医务室，扒光了由犯医（又叫花帽）检查身体，填写体检表，本人还要签字。如有伤，证明伤是从外边带进来的，与看守所无干。可是“江姐”不经体检直接撺进号里，说明送人的公安与今天值班的张副所长的关系“过”。这时报告，是自找难看，最后一致意见，等明天一早再报告。

第二天，管十八号的虎管教一出“老虎口”，号长就报告了。虎管教开了号门，到风场验伤。“江姐”衣裳一脱，虎管教“嗬”了一声，又问问情况，马上去向当日值班的甄副所长汇报了。甄副所长负责看守所的管理工作。他三十多岁，中等个，黑瘦子。头发浓密乌黑，大背头，宽前额，尖下巴。溜细的脖子上，鼓起核桃大的一颗喉结。老家虽说是黄河北武陟县的，却好说一口普通话，人称“半自动”。他经常在闭路电视中讲话，称赞本所的管理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由于新晋升了二级警督，肩膀上刚 添了一个“豆儿”，正在兴头头的时候。甄副所长“嗯、嗯”地听完汇报，抓起电话，指名要刑侦队长接电话。队长的酒还没有醒，被叫起来，头晕目眩，先有八分恼了，对着话筒吼道：“人昨天是我送的，好好的，浑身上下溜光水滑，除了*子没疤拉。你说有伤，昨天检查时为啥不说？隔了一夜又说有伤，不是你们号里打的是谁打的？谁不知道你八所打人成风，哪年不打死几个？我看你是‘不吃鸡不吃鸭——想鹅（讹）哩！’不识字你也摸摸招牌！”嘴里夹七夹八，咋咋唬唬，“叭”一下，把电话撂了。

甄副所长拿着电话筒子愣了半晌，蛤蟆嘴巴嗒巴嗒，嘿嘿儿笑出声来。“小子，现如今办案的有几个不刑讯逼供的？进看守所的有几个身上不带伤的？会来事儿的，电话一打就跑来了，先说好话再备酒席，所里给你拖个月儿四十的，伤也好了，告也没有证据了。常言说，不怕二半吊，就怕不识号。既然你这样不识号，那就对不起了，也让你见识见识‘真蝎子’的厉害！”电话一搁，转着圈儿找杨主任。

杨萍原是平原区检察院的办公室主任，四十多岁，年轻时是公认的美人儿。人生得漂亮，又出身干部家庭，大学文化，因此有一种优越感。杨萍性格豪爽，为人正派，又有能力，让检察长虎之东深感不安。于是以提拔为名，极力推荐她到市检察院驻第八看守所检察室当了主任。

杨萍的丈夫在部队上不幸殉职。她把十四岁儿子送到部队，自己一心干好工作。她到职后十分泼辣。经常一上班，手里掂着钥匙环，随意开开号门，进去专找那些推地的、擦便池的这些‘眼子头’谈话，查看身上有没有伤，连脚底板也扳过来看看。又问能不能吃饱，家里来钱收到没有？挨不挨打？等等。从中发现不少线索，也处理了不少人，包括前所长和内勤，因为索贿被判了刑。警官们对她又烦又怕，但在押人员却很欢迎她。这功夫她掂着钥匙圈刚走出办公室，甄副所长迎住了，说要“汇报”。　甄副所长说：“杨主任，这事儿我一听头就大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不马上向杨主任汇报，一旦出了问题，看守所有责任不说，必然连累杨主任。”接着把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虽说我们都是公安，但想想还是不能护短，宁可挨‘窝里啃’的骂名，也要向杨主任及时地如实地汇报。”

杨萍晃晃钥匙圈，说：“走，先去看看。”

打开号门，号长正要报告，甄副所长摆了摆手，说：“活儿停下，其他人都站到铺上，把新人领到风场！”

“江姐”站在风场中间，脱了衣服，提住裤头露出大半拉屁股，背对着警官们站定。

“咦！这脊背黑得像锅底！转过来！”杨萍说。

展示了上身的累累伤痕，“江姐”又撩起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