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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脸了，又何必为这张烂脸，让父母受罪？

二哥为我的决定吁了一口气：“别假装潇洒了，我知道你不好受，不过，换了我也会这么做。喂，你澳洲的同学做哪一行的？”我支吾说：“啊，他是搞娱乐业的。”二哥点头说：“嗯，难怪，你们是同行。他要是回国内发展，你也帮得上忙，到时说不定有机会报答他。”肖露露编的谎话实在高明，既不暴露自己，又让我解释起来合情合理。我附合道：“是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二哥攀我的肩笑说：“你说话越来越有哲理了。走吧，爸醒了，开口就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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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了，天高云淡，风开始带来丝丝凉意。我绻缩身子，坐在候机大厅外的台阶上，嘴上的烟几次被风吹灭，我锲而不舍地一次次重新点燃。

我害怕坐飞机，坐了无数次一样害怕。但是，今天我突然不害怕了，甚至希望我搭乘的这趟飞机途中坠毁。安检如果能检查到旅客的心思，肯定不让我登机。

“前往海口的旅客请注意，请马上接受安全检查，尽快办理登机手续，飞机将准时起飞。”

机场广播催促了，我岿然不动。我也闹不清我是不适合坐飞机，还是不想走、害怕走？上一次离开省城，以父母双双住院告终，这一次离开呢？老天爷作弄，又把我踢回起点，没有路的起点，何去何从由你自己挑。我越来越发觉我少有主见，或许身边从不缺为我拿主意的人，以至于养成少自作主张的惰性。小时候有父母哥姐、长大后有肖露露、到海南又有麦守田，我还拒绝了许琴，毕竟，她的主张和我的想法相去太远。其他人，父母哥姐是强制做主，麦守田整个在骗我，想来想去，惟有肖露露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平生只为自己做一次重大抉择，那就是学艺，应该说是成功的。

我的思维突然间支离破碎，脑子变成了一部失控的机器，我需要时间整理维修，最好有人醍醐灌顶、有老师指点迷津。

费加罗咏叹调的音乐响了，我莫明其妙地激动起来，飞快从地上站直身，摸出手机拿在手中，久久才放到耳边。

“我刚下飞机，到乌鲁木齐了！”来电的是沈晶，她的声音很愉悦，“谢谢你，你说的对，我不想再嫌钱了。我赚够了，剩下的，让老公去赚。哦，你父母好了吗？”

我有点失望，正正经经祝福她，告诉她我父母已经好了，又扯了几句闲话，想快点挂断。估计她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嘴巴兴奋地说个不停，我耐着性子听她讲。

“我男朋友接我来了，再见！有机会到新疆来玩。”

沈晶终于挂断了，我又有点失落。我知道和她不可能再见了，即使去新疆她也不会再见我。不过，她是听从我的主张，提前回新疆的，接完这个电话，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受过我影响的人，不止沈晶一个。远的有玉米子、苏柳、宜佳，近的有许琴、老洪、江媚眼，用老人的话说，是修阴功，我父母这一次能够死里逃生，说明我可以救赎，还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老爹、老娘搬到高干病房后，明显好转。不管什么伤病，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难民营”，根本没有任何护理可言，希望只能寄托于医生的妙手回春。我不敢说，高干病房使富人或领导人比穷人和普通百姓更长寿，至少对我老爹、老娘是起作用的。通过多次会诊一次手术，老爹再也没有出现昏迷现象，每天比我们还要精神，霸着电视看体育频道，不是护士强制关机，他能看通宵。一个月后，他可以生活自理了，整天嚷嚷出院。老娘也奇迹般好转，虽说不能恢复如初，但柱拐杖走路已不成问题，医生说，拐杖也有希望扔掉。

我不要脸看来是值得的。不过，这一期间，我却度日如年，有点怀念在“难民营”的日子，那时，心无旁骛，只想侍候好父母，恨不得代他们忍受痛苦。搬到高干病房不同了，护士小姐二十四小时轮值，我和哥姐除了陪伴老人说话解闷，或听他们发发脾气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操心。大哥和姐姐干脆回去上班，剩下我和住省城的二哥，照样无所事事。我无聊得呼朋唤友，每个周末拉队到艺术学院踢球，还经常跟老同学、老朋友醉生梦死，但我害怕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到省城有何贵干？第一个问题我答不上，第二个问题倒理直气壮：“陪父母治病！”我是讨厌忙碌，但真正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是非常恐怖的。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自暴自弃不够彻底，又开始为将来该干什么，冥思苦想、劳精费神。如果离开省城，我去哪呢？有时，甚至希望父母好得慢一点，以便得到一个响亮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