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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的“一国多制”的宪政模式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但他触及到这样一种伟大的意识，即政制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将人心导向高贵境界可能有多种途径，因此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须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所蕴藏的将人心导向高贵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对各种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天下大同”。因此，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扩张形成的“永久和平”或“普遍的均质性全球国家”，而是儒家主张的“和而不同”（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九”）。当毛泽东晚年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时，他的意识早已超越了万里长城，触及到“共产主义”这个天下大同之境。然而，这个境地究竟是同一性的均质状态，还是“和而不同”？当年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学论辩绝非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而是触及探求至善真理的伟大意识。正是在郡县与封建、一与多的伟大意识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背后的“和平共处”思想回归到了中国古典传统之中。

如果说在中西文化领导权的较量中，我们之所以在民主乃至整个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缺乏这种伟大意识的引导，使得经济改革的成就可能被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和暴发的炫耀所牵引，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胡温新政以来，我们不仅在社会政策层面，而且在文化价值层面，不断恢复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背后的平等价值，也开始恢复儒家传统文明中的政治伦理原则、民本思想和和谐价值。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既是爱民如子的儒家政治传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传统，更包含了约束政府权力的西方民治传统。中国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西方自由法治传统之上，孕育着新的未来。面对这个光明的未来，依然需要全球的中国人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自信心，共同探寻中国的道路。

香港曾经是中国从大陆迈向海洋的政治跳板，那是继郑和下西洋后又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而最后失败的远跳。而如今我们在香港正经历着静悄悄的第二次远航。香港不仅是我们展现给台湾的“一国两制”样板，也是我们巩固东盟的基础，更是我们透过东盟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合作、互惠和互信关系的纽带。若能善用香港，善用香港发达的商业、市民社会和文化这些“社会性力量”，善用香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善用在香港积累起来的治理经验，则香港依然是撬动西方世界的支点。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香港又将经历怎样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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