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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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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一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第9期

关于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比如刘兆佳称之为“仁慈独裁制”，这种体制形成了“隔离的官僚政治形态”；英定国（G。　B。　Endecott）称之为“咨询性政府”；夏利斯（Peter　Harris）称之为“无政党的行政国家”；金耀基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关信基则干脆称之为“非政治化的政治体制”。在这些概括中，最有影响的恐怕是　“行政吸纳政治”之说。这个概括不仅影响了后来许多人对港英政治体制的认识，而且影响到对大陆政治体制的认识，比如康晓光就用“行政吸纳政治”来解读中国的政治运作，无疑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金耀基先生是华人世界中享有声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他对中国社会发展脉络有着准确的把握，对中国政治也自然有独到的理解。其《中国政治与文化》一书就是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姊妹篇出版的。从这两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先生用心良苦：在学术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把握政治与社会，在政治上是通过政治与社会两个途径来重建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文明。这从《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个论文集的编排布局中就能清晰地体现出来。前三篇论述香港的政治体制及其转型，第四篇讲中国知识分子与大陆政治的演变，接下来两篇讲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然后讲儒学与亚洲的民主问题，最后一篇则直接冠名《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从两岸三地到亚洲、再到世界，无非是讲传统中国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而重建中国文明秩序。在这样的思路中，“行政吸纳政治”作为对港英政治体制的概括，恰恰是要说明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政治”才有了根本性的发展。这样一种对香港政治的理解与关信基所谓的“非政治化的政治体制”之说，有着同样的现实关怀。

从金先生的理论诉求和政治关怀入手，首先要考虑的是，“行政吸纳政治”所说的“行政”是什么，“政治”又是什么。尽管金先生并没有给出完整的定义，但通观全文，所谓　“行政”就是政府管理体制，“政治”就是大众（尤其是精英）的民主参与。如果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是包含大众参与的民主体制，那么港英时期的特殊性就在于压制了代议制民主，把民主政治通过开放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式吸纳掉。因此，“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解决了西方政治理论中民主政治大都市中产生的香港困境。由此，金先生系统地梳理了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公务员体系、市政局以及草根阶层的吸纳情况。

这个理论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将一百多年来漫长的政治演变压缩到平面的并列叙述中，仿佛这些吸纳是在同时发生的。可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吸纳机制并非同时发生的。比如对草根层的吸纳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公务员系统的吸纳是从“二战”后开始的，而地区组织对“街坊会”之类社会组织的吸纳从一八四○年以来一直保持下来。如果省略掉这些历史演变，就看不到这种不同的“吸纳”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换句话说，“行政吸纳政治”恰恰遮蔽了“行政吸纳”本身的政治意含。这不禁让人产生疑虑：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就是“政治”统领“行政”，如果说“政治”被“行政”所吸纳的话，这个“行政”又由谁来统领呢？可见，“行政吸纳政治”这个动宾结构句式缺少了主语，只有把主语找出来，才能把真正的政治问题揭示出来。

其实，谁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于港督的殖民统治，这个政治是“行政”无法吸纳的。由此，行政所要吸纳的“政治”一定是与港督的统治截然不同的政治。如果港督统领下的行政不能吸纳这种政治的话，那就成了彻底的独裁殖民政治，正因为吸纳了这种政治，才变成了刘兆佳教授所谓的“仁慈独裁”。可见，这里行政所要吸纳的“政治”不是韦伯所谓的支配或统治的政治，不过是“参与政治”或“咨询政治”。而在支配政治与参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的划分背后，实质上隐藏着英国人与中国人关于香港主权的根本分歧。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质就在于英国人的支配政治吸纳了中国人的参与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教授英定国的“咨询性政府”其实更准确地揭示了港英政治体制的实质，即英国人在咨询中国人之后行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