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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榨取原则或征服原则。因此，“中国”既不是罗马式帝国，也不是英国式的帝国，更不是目前的新罗马帝国。它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汪晖称之为帝国的朝贡体系，赵汀阳称之为天下体系，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本身具有的含义。所谓“中国”，就是按照儒家伦理原则来处理个体心灵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中心与边疆关系，处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一整套政治原则，它是一种伦理思想，也是政治组织体系，是贯穿整个生活原则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概念、法律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实际上凝聚了中华文明的关于生活秩序的全部思考。

白鲁恂（Lucian　W。Pye）曾经说过，“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恰恰是证明“中国”的精神气质是不能用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来思考，它不是单纯的法律组织，而是一种文明秩序。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恰恰是在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框架中，恢复了对中华文明的政治想象：

“一国两制”的“中国”指的不仅仅是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所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差不多指西方列强和日本开始侵蚀之前的历史书上和地理书上那个更大的中国。……在此，中国的定义不同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是大约相当于一个文明的文化边界，或者汉族最大范围地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控制的古代帝国的松散边疆。（Dick　Wilson语，转引自《过渡期的香港》，一九九三年，68页）

香港回归引发的关于香港居民权、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和香港政制发展等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古典中国”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如何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然而，正是在这种矛盾当中，“一国两制”为中华文明在民族国家时代的复兴提供了有益的刺激和动力。中央治港思路也需要在“封建”与“郡县”之间不断调适自己的航向。而在这种法律治理与政治治理之间的调适中，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是秦帝国的格局，还是大清帝国的格局？是法家思想主导，还是儒家思想主导？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天下”？中华文明的复兴究竟给人类贡献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典范？因此，处理香港问题并不是处理发生在香港的问题，而是处理中华文明复兴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一如当年柏克所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群渺小的心灵，是很不般配的。……我们就应当将自己的心灵，拔擢于崇高的境界，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美洲三书》，153页）在这里，我们只要把“上天”改称为“祖先”就可以了。二○○三年以来，中央不断调整治港思路，强调要解放思想，但思想的关键不仅在于解放，而要像柏克所说的，“拔擢于崇高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想象力，及其恢复中华文明秩序的崇高境界。

如果我们把香港问题、西藏问题乃至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秩序中来思考，既能想象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能想象出它们之间应该存在的差异。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共和国领导人在关于“中国”建构上的内在张力，这实际上是贯穿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与儒家、郡县与封建以及民族国家与文明中国的内在张力，而且也能够看出他们在“中国”建构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基本法之谜——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9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在香港有效吗？在法理上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香港既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岂能在香港无效。但，是这样吗？比如宪法第一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来修宪增加了“三个代表”的内容，如果说这些内容适用于香港，恐怕香港的资本家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宪法规定我国的政体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大代表中固然有香港代表，可香港特区并非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组织起来的。宪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可香港的案件不能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既然是“两制”，就意味着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这一制的内容不能适用于香港，但由于是“一国”就意味着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