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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才有能力提高港人的民主期望值。正如英国的《每日邮报》以“彭定康在香港的一场赌博”为题的社论中指出的：“潜在的危险是香港人的希望可能被刺激得过高，招致一九九七年后中共的反弹。但彭定康知道香港人愿意赌这一手，虽然有点冒险，但值得一搏。”（《彭定康政改方案面面观》，102页）

于是，彭定康在做足了民意铺垫之后，上任不到三个月，即在“施政报告”中直接提出了政改方案。核心内容包括：改革立法与行政关系，彻底取消港英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行政与立法彻底分家，从而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以发挥政党的作用；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年龄从二十一岁降到十八岁；采取有利于“民主派”的“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团体制度，取消了一些功能界别中的团体票，在新设立的九个功能团体中，采取所有从业人员每人一票，从而将其选民由原来的近二十万人扩大到二百七十多万人，实现了变相直选。

上述政改方案的目标就是加速民主化，扩大立法会议员的选民基础，将功能界别议员的间接选举制度变成直接选举，变相扩大立法会直选议席。因此，尽管在表面上立法会中功能议席和直选议席的比例与基本法相“衔接”，可实际上已无法“衔接”了。不同于港府此前就政制发展发表“绿皮书”进行公众咨询并发表“白皮书”阐述政府立场的惯常做法，彭定康担心在咨询中受到攻击而被迫收回，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施政报告中直接公布了政改方案。这个方案一公布，当即获得英国首相梅杰和外相赫德的支持，赫德赞扬彭定康“透过有技巧性的途径加快和伸延香港的民主步伐”。而彭定康在公布政改方案当天晚上通过港府表示，政改方案仅仅是一种“建议”，有商讨的余地。这意味着彭定康把这个公开的政改方案作为与中国政府“磋商”的筹码。当然，这种“建议”或者“磋商”不过是外交辞令。

然而，彭定康清楚北京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而且他也没有准备让北京接受这种方案，这个方案是经过英女王批准的英国方案。英国政府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北京是否接受，而在于香港人是否接受，只要香港人能够接受，那么这个方案就能够成为既定事实。只要这个方案播种在香港人的心灵中，一旦北京利用“衔接”最终推翻这个方案，在香港人心目中的政改方案与“九七”后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实施的政改方案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使得基本法乃至中央管治香港的正当性大打折扣，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植入不和谐的异质音符，甚至播下分裂的种子。这其实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撤退中制造分裂的惯用的伎俩。曾经经历大英帝国撤退战略下安排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对此很清楚，他就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

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与中国的利益做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交手的是美国与中国。……我相信有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那是对美国和西方非常重要的。香港只是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他们目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进步，认为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是危险的，所以香港问题出现了。中英就香港的争拗，完全由于英国政策改变所致，而英国的转变是为追随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线。英美联手企图促使中国改变集权制度，当中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为香港带来一点点民主。（同上，237—239页）

李光耀说的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点，英美要的其实不是“民主的中国”，而是“依附的中国”，英美在世界上扶植和维系了多少专制政权，也颠覆了多少民主政权，唯一的标准在于是否依附于英美。在这场地缘政治的较量中，“民主”不过是分裂中国、肢解中国、使中国陷入内乱或产生依附于英美的寡头民主的最有力且冠冕堂皇的武器。曾经的苏联、东欧如此，现在的中亚诸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西藏也如此。对此，英美政治家很清楚，邓小平也很清楚，彼此心照不宣。

正因为如此，彭定康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把香港人捆绑在自己的政改方案上，作为与北京进行政治较量的赌注。他知道，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这场赌博中英国人赚得越多，中国人输得就越惨。为此，他在发表施政报告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香港市民推销政改方案。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晚上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