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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可以在经验世界得到证明。怎么证明？西周初年，周公讲德；春秋晚期，孔子讲仁；战国中期，孟子讲义；战国晚期，荀子讲礼。这不正好就是一个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的过程吗？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要不然怎么讲得这么准？岂不真成了神？这就暂不讨论了。反正，历史上既然真实地存在着德的时代，仁的时代，义的时代，礼的时代，那么，道的时代，也应该是曾经有过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老子“道”的来源。

那么，这是什么时代，又是什么社会呢？

原始时代，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确实是曾经有过的。到了战国时代，可能还有一些记忆或传说。比如编纂成书于西汉的儒家著作《礼记》，就描述了这个社会。《礼记·礼运》说：那个时候，人们选举贤良和能干的人担任领导（选贤与能），讲诚信，爱和平（讲信修睦）。所有人都不仅仅只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亲其亲），不仅仅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独子其子）。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赡养（老有所终），所有的壮年都能找到工作（壮有所用），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幼有所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残疾人，也都能够得到照顾（皆有所养）。男人有职业（男有分），女人有归宿（女有归）。东西随便放，用不着藏起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气尽量出，却并不为自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因此，没有人会去搞阴谋诡计（谋闭而不兴），也没有小偷出没，强盗横行（盗窃乱贼而不作），家家户户都不关大门（外户而不闭）。这就叫做“大同之世”（是谓大同）。后来，大同之世结束了。所有人都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亲其亲），只疼爱自己的孩子（各子其子），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货力为己），领导人的职位世袭也成为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们建起城池来保护财产（城郭沟池以为固），确定礼义来管理社会（礼义以为纪），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并根据这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来建立制度（以设制度），划分领地（以立田里），豢养爪牙（以贤勇知）。正因为成就功业都是为了自己（以功为己），所以阴谋也有了（谋用是作），战争也有了（兵由此起）。这就叫做“小康之世”（是谓小康）。

这样一说，就很清楚。《礼记》所谓“大同”，就是道家“道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所谓“小康”，就是道家“德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既隐，就是“失道”。失道而后德，所以有周公的“以德治国”。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了，这就是“失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到战国中期，孔子这一套也不行，这就是“失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到战国后期，孟子这一套也没人听，这就是“失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请大家想想，这样说，是不是都讲通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一旦从讲仁、讲义堕落到讲礼，就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礼虽然都是“下德”，但仁是下德之上，义是下德之中，礼却是下德之下，是“下下德”。事情到了“下下德”的份上，那道德的含量也就微乎其微。事实也是如此。战国后期，旧道德的崩溃已不可收拾，无法挽救。整个社会，差不多都是道德沦丧，信义全无。比如楚国，原本是与齐国联合，共同抗秦的。然而，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诞生的那一年，楚怀王却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联秦反齐，原因是秦相张仪许诺他六百里土地。可是，等到楚国当真与齐国断交，张仪却耍赖说只答应了六里地，没什么六百里。楚怀王怒不可遏，发兵攻秦，结果在第二年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韩国和魏国听说，也发兵袭击楚国，怀王这才收兵。怀王是见利忘义，张仪是坑蒙拐骗，韩魏则是趁火打劫，都没有道德和道义可言。这个时候，再来讲仁义礼乐，就滑稽可笑了。于是荀子的学生韩非便不再讲礼。讲什么？讲法。这可以叫“失礼而后法”。荀子的礼与韩非的法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荀子的礼还要讲道德，韩非的法却一句道德都不讲，只讲利害，只讲功利，只讲算计，只讲权谋。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告诉大家。

西周封建，道没有了；春秋晚期，德